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一進救援現場就哭了」中國記者回顧震災採訪經歷

十年前的中國，還處在聊天工具MSN盛行的前社交媒體年代。5月12日午後2點左右，災難來襲。 幾分鐘內， 「四川地震了！」 的消息在中國記者們的MSN上迅速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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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26歲的張悅主動請纓，要求去現場報導。由於機票緊張及成都機場臨時關閉，在時任總編輯向熹的支持下，張悅職業生涯中第一次乘坐頭等艙，於地震當日傍晚抵達離震區較近的重慶機場。

2008年5月，離北京奧運會開幕只剩3個月。儘管那時還沒有對地震報導實施全面嚴控，但中宣部還是下令，媒體不得前往災區。在中國中部的一座省份，一位不願意透露名字的記者告訴BBC中文，地震發生後，報社不讓記者前往報導，一直強調「要等上面的通知」。儘管如此，當年處於鼎盛時期的中國南方報業還是派出大批記者第一時間前往現場。

現場

到達重慶後，編輯發短信告訴張悅，四川的一個縣城北川可能有8000人傷亡。震驚之餘，張悅包車直驅北川。由於沒在成都過夜，在北川封路前，張悅在天亮前進入了北川中學。

「當時挖掘機和專業救援力量還沒進去，很多老師和家長應該都在連夜挖人，多數人連鏟子都沒有，就是靠手刨。當時已經挖掘出了幾十具孩子的屍體，沒有裝屍袋，小孩的屍體就堆在閲報欄旁邊的草地上。這些13、4歲的孩子的屍體，是生生被老師和家長從廢墟里拉出來的，很多都是衣衫不整、衣不蔽體。很難受，我只能避免自己不去看他們。」張悅說。

在震央徒步了兩天一夜的前南方都市報記者盧斌告訴BBC中文，他一進映秀小學的救援現場就哭了。「學校教學樓完全垮了，家長們在救援現場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刨出，過一會兒抬出一具孩子的屍體，隨後有人痛哭，過一會兒又抬出一具，又有哭聲。那些嬌小的軀體，在巨大的水泥板和堅硬的鋼筋中扭曲變形，有的家長在等候時，手裏已拿著香和紙錢。」盧斌說。

「我在都江堰的時候，問當地一個婦女這邊傷亡嚴重不嚴重，她用手指了指山上，滿眼都是藍色的救災帳篷。她說，你看，有多少頂帳篷，就說明死了多少人。我說，帳篷跟人有什麼關係？她說，政府說家裏死了人的才可以安排帳篷。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帳篷。」中國河南的《大河報》特稿部記者朱長振說。

孩子

震後的第一個6·1兒童節，家長們在得到許可後自發悼念遇難師生，但花圈6月2日即被城管燒燬，6月3日，家長接受採訪時遭遇了暴力。中秋節，家長們祭奠孩子也遭遇了干涉。

「有一些做工程的家長給我們看學校教學樓的水泥，一掰就碎，好像餅乾一樣，而且水泥不純，混有雜質。我們找香港的專家進行化驗，發現水泥質量不達標，雜質太多，從現場結構來看，也不符合現在的校舍標凖。」呂秉權說。

震後一年，地方政府開始給失去孩子的家庭都發放救助金。這筆資金由四川青少年基金會、四川少兒發展基金會、四川教育基金會聯合發起向社會募集。然而，領這筆錢之前，家長必須簽署一份官方擬定好的「自願申請書」，其中特別提及：「我及家人也理解到都江堰市地震烈度超過設防標凖，地震是導致房屋垮塌的直接原因，難以通過對倒塌房屋的質量鑒定追究責任。」

為勸說家長簽署申請書，很多人都被動員起來，每個家庭都有專人長期關注。盧斌獲取的一名家長無意中撿到的一張「新建小學遇難學生家長穩控日報表」顯示，填表時間為2008年8月20日，該表記錄了家長當天的活動狀況。

「後來有一個協議，給慰問金，裏面有一條，原本是4萬，如果簽字放棄追究，並感謝黨和政府對抗震救災的努力，就從4萬變成6萬。」呂秉權告訴BBC中文。

「追蹤國家的調查報告，最後結論非常無賴，官方稱因為地震威力太大，餘震把現場的瓦礫多次破壞，到最後已經沒法判斷究竟有沒有質量問題。大約官方的說法就是死無對證。」呂秉權說。

痛失孩子的家長們開始了漫長的維權路，至今未停。2017年，聚源中學遇難學生的媽媽周興容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時稱，因多年堅持為遇難的孩子討說法，2016年，家裏曾遭遇「潑紅漆、扔炸藥」。

管控

震後三週年當日，《南方都市報》發表了著名的社論《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悼念地震央遇難的人們。社論其中一段寫道：「我們答應過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們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們在哪裏？我們點燃的光能否照亮你們的路？我們無法做得更多，只好擺上鐵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徵且祭奠你們凝固了的生命。」

複製的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瓷瓜子都是艾未未的藝術作品，外界有解讀南都是在借機挺艾未未。艾未未在地震後曾發起公民調查，向各界徵集地震死難學生資料，如姓名、學校、年齡、班級等。他也多次赴災區拍攝記錄片，採訪了遇難學生的父母或親戚。據艾未未統計， 共有7,605名學生在512地震央遇難，但四川省在2009年公布的遇難學生人數為5,335人。

「瓷瓜子等是為了修飾表達，那時艾未未在媒體上還沒有被禁止。我寫的時候並不是說要聲援他，我是為了文學修辭。我參加過他的活動，但我寫的時候的確跟他沒關係，這是一種偶然。一味在這裏找意義，有點過於解讀了。」前南都評論員、《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一文作者宋志標說。

很快，這篇社論就被從南都官網刪除了。寫完社論休息兩天後，宋志標去上班，被通知「不能再繼續寫了」。

「沒有書面通知，說是當時的宣傳部長看到了，覺得有問題。三週年之際正在做災區重建成果展，他們覺得稿子的情緒還是在緬懷，跟喜慶的氛圍不搭。」宋志標說。

在部門做了書面說明後，上級還是決定處理宋志標，此後，南方報業集團跟宋解除了勞動合約。

宋志標也承認，儘管如此，當時整個輿論環境還是相對自由，宣傳部的禁令強度也不是特別高。但2012年之後，中宣部對媒體的管制全面升級，直至今天。

外媒

和中國媒體的境遇有些不同的是，汶川地震發生後，外媒一度感受到中國的媒體管控放鬆，報導受到限制變少。

知名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地震後撰文稱，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對境內外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政府對媒體的管理，由過去的採訪限制型管理改為口徑管理。王志安認為，因為當時政府吸取不久前「西藏事件」的報導經驗，完全禁止境外媒體報導，造成對西藏的報導多有失實；相反，極少數在藏區的外國記者發回的報導，卻相對客觀中立。

呂秉權則提醒，當時媒體報導有所放寬，但並非完全放鬆不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外媒記者報導「豆腐渣工程」等問題管控越來越嚴。2009年，呂秉權回到四川進行後續報導，一到德陽（因學校「豆腐渣工程」上訪的綿竹家長所在地）就被國保抓了。「我們都習慣了，照常去應對，希望盡快脫身。」隨後的採訪則一直在國保的陪同下完成。

對外媒來說，汶川地震後有限的開放並非媒體環境改善的開始，而是媒體環境不斷收緊過程中的一個例外。

「對於大多數在中國的外國記者而言，汶川地震是中國媒體環境的一個高點。當時並不是完全沒有限制，也有路障，一旦越過路障採訪就順利多了。我還遇見兩個警察遞給我們兩罐啤酒。」時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ABC）的麥迪文說，「從那個高點開始，外籍記者普遍覺得，在中國採訪環境一路下坡，相比於胡錦濤時代，習近平上台後糟糕很多，管控很強，人們也越來越不願發聲。」

媒體報導環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入「新時代」。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稱，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宣傳思想部門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這次「8•19」講話，被國內不少媒體人稱為「整風運動」。此後，習近平再次強調，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並提出「黨媒姓黨」。輿論尺度進一步收緊，達到頂峰。標誌性事件是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因新年獻詞而被打壓，此後還對「南方系」進行改組，管理層多人被撤換，旗下的《21世紀經濟報導》多人因經濟問題被逮捕。

此外，網絡管控也在加碼。「無國界記者」（RSF）發佈報告稱，外國記者在華工作難度加大，中國公民則可能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信息而入獄。「隨著新技術的大量使用，習近平主席成功在中國實施一種社會模式，這種模式基於對新聞、信息的控制和對公民的網上監控。中國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倡導創建一個互聯網『新國際媒體秩序』。」「無國界記者」發佈的世界新聞自由排名中，中國目前排名176名，倒數第五。

呂秉權說，「十年過後，不僅是打回原形，還有倒退。」

十年

十年間，朱長振每年都去震區回訪，有兩年他是自費前往，「因為放不下」。

「我持續回訪，是為了不被遺忘。十年來，災區物質上變化很大，不管是援建速度還是援建質量，可能只有中國才能做到這樣，因為是舉全國之力。」朱長振說。十年來，朱長振關注了十戶家庭，每年都去記錄這些家庭的變遷。因為種種原因，他目前只能聯繫上六戶家庭。

今年，張悅供職的新公司派了一個攝製組去北川拍攝。當局在十週年之際對媒體高度緊張，張悅的同事被查了，「因為現在不是隨便就能進入北川老縣城的」。「這些年輕人看到遺址時都哭了。他們仍然能感受到那裏曾經發生過什麼，感受到很多人類共有的情感的震動。」張悅說。

十週年之際，中國主流媒體有很多對災區重建成果的報導。上海《新民周刊》稱，「映秀早已涅槃重生，煥然一新」，並介紹映秀一家「習總書記來過的這家店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國社交媒體上最火的一則關於地震十週年的帖子內容，是當年的一名倖存者尋找一名幫助過他的志願者。

然而，媒體鮮能問責。直至今日，中國民間都沒有真正的對那場災難的可被允許的紀念。那些媒體念念不忘的細節的答案，仍然在風中飄蕩。

「跟他們的苦難相比，我們是完全沒事的，雖然（採訪時）有餘震，有挨餓，但這些根本就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但那些苦難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職責，盡量的去反映報導。」呂秉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