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一個法文化的觀察——頂新案二審判決

4月27日頂新案二審判決出爐，魏應充等被告，從一審的無罪改為重判。輿論的反應，也從四座驚愕，到一片叫好。但部分人士質疑，法官是否有依輿論審判的疑慮？法官認為大幸福公司所提供的原料油即便符合CNS的標準，但仍「欠缺可供人食用之品質」，所謂「欠缺可供人食用之品質」究竟何指？涉及刑事責任，如未明確，理應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而檢察官的舉證，無法證明大幸福公司所使用的豬油來源為病死的豬宰體。但法官依然認為頂新公司主觀上仍然可預期豬油來源有問題，這也似有違「無罪推定原則」。且採認鑑定意見時，也選擇對被告不利者，未能善盡「有利不利證據一併注意」的義務。二審法官違背保障被告訴訟權的幾大原則，但也符合多數人對「包青天」期待，這兩者孰重孰輕？孰是孰非？涉及我國繼受西方法律，產生法文化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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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勿枉勿縱」的完美審判是否存在？

莎士比亞戲劇“Measure for Measure “（朱生豪譯作〈量罪記〉，顏元叔譯作〈以牙還牙〉、彭鏡熙譯作〈量‧度〉），劇名出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七章1-2節：「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被判斷。你們怎樣判斷人，也必怎樣被判斷；你們用什麼標準衡量人，也必照樣被衡量。」（“Judge not, that you be not judged. For with what judgment you judge, you shall be judged; and with what measure you mete,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gain.”）劇情中凸顯人間法律只能追究暴露在外的、有證據呈顯的部分真相（What’s open made to justice/ That justice seizes.），且人間法律無法進行完美的「量」、「度」。

換言之，絕對「正義」不存在人間。劇中反映唯有代表全知上帝的「公爵」才能做「勿枉勿縱」的完美審判。但中國的包青天公案劇從正史記載的「割牛舌」，到野史添枝加葉的「貍貓換太子」，在在顯示憑藉法官的良知，可發現「絕對真實」。中西法文化的差異，原因之一，是哲學思維的不同。中國哲學喜談「天人合一」，人心可完全契合天理，法官若秉良知，就可做出最「勿枉勿縱」的審判。但在西方，不論康德所提出的提出「定言命令」；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中庸之美」都無法界定何謂正義，所以柏拉圖說「正義，是先驗的理型」，絕對正義，僅存在宗教界。這種人心有侷限性，無法發現絕對真理的觀念，又可溯源於基督教文化，嚴格區別上帝所在的超世與法官所在的現世。因此，人間的法官無法代替上帝，尋找絕對正義。僅能依據眼前證據，衡酌判決，勿枉勿縱並無可能。

第二，選擇「勿枉」或「勿縱」？

第三，法律的評價是整體人格或個別行為：

頂新魏家或許有社會觀感不佳的地方，但當代法律傾向僅評價這一次的行為，原則上不過問被告整體人格，因為法律本就不是矯正道德的工具，因此刑法47條累犯加重其刑的規定，被質疑以被告過去的人格評價本次的行為，有違憲疑慮。但古書《尚書》說：「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中華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議》開宗明義便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傳統法律乃聖王輔助禮教，矯正道德之用，因此，容易把個別行為與整體人格混淆。《晉書‧孝友傳》記載李宓以〈陳情表〉婉陳為孝養祖母而拒絕出仕的心志。祖母逝後李宓任溫縣縣令，寫下「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涉嫌誹謗其他官吏，「司隸（古代司法官）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不起訴的原因，乃因李宓「在縣清慎」（為縣官清廉勤慎），但平日為官清廉勤慎與否，與本次的誹謗行為並無關。以今日西化後的法律而論，概括性的整體形象，並非可罰的依據。

中華法系具體規定的實證法，已全面廢除。但其精神以「國民法感情」的方式延續，這也是當今司法難符國民期待的原因之一。司改國是會議結束後，法治教育為重點工作之一。司法院將圖文並茂的解說，以Iine傳送，並徵求微電影劇本、舉辦暑期營等，但對於傳統法文化與當代的差異，則未有著墨。在學校方面，法治教育過去一直屬中學公民課、大學法律系的範疇，國文課、中文系對傳統法律的研究，固有成果，但較遺憾的是，對當代法不夠嫻熟，遲遲無法跨進當今司法爭議案件的比較。溝通這中西法律文化衝突，這是歷史的大哉問，如何引發各界深思、對話，或有再努力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