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制裁俄羅斯，拜登是謀定而後動，尤其是對於是否要封鎖俄羅斯的石油與天然氣出口。早在開戰之前，美國與歐洲都遭遇能源價格高漲、通貨膨脹惡化的危機，歐洲尤其重度倚賴俄羅斯油氣。因此才有開戰之後的怪現象：歐美一方面譴責俄羅斯窮兵黷武，一方面資助俄羅斯窮兵黷武。到了3月上旬，美國兩黨形成難得共識，並向拜登施壓，拜登這才從善如流，對俄羅斯油氣進口下達禁令，但仍為歐洲盟邦保留自主餘地。
2月下旬，烏克蘭戰爭「滿月」，拜登體認到這場危機將更加惡化，但也擔心悲慘戰況引發的道德義憤與團結士氣，未必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有可能疲乏、退潮，以美國為首的盟邦體系恐怕會出現裂痕與挑戰。因此拜登決定親征歐洲，以「盟主」的身分與姿態號召北約成員國長期對抗俄羅斯，釐清北約應如何援助烏克蘭、嚇阻俄羅斯。3月24日，北約領導人峰會在布魯塞爾（Brussels）登場。
北約成立迄今73年，成員國從12國成長到30國，包括許多出身蘇聯共產體系的國家，但冷戰落幕之後一度迷失方向與存在感，甚至被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譏為「腦死」。如今，烏克蘭戰爭將北約「打回原形」，展現數十年來僅見的強勢姿態，拜登的領導居功厥偉。
烏克蘭戰爭絕不只是一場衝突、一場危機
另一方面，拜登擁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天主教），從個人際遇（早年喪妻喪女、晚年喪子）蘊育的同理心關懷，而且與烏克蘭這個國家特別有緣分。因此對拜登而言，「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絕不只是一場衝突、一場危機，而是關係到他個人的信念與情感。
2014年烏克蘭爆發「獨立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民眾推翻親俄羅斯政權，確立「脫俄入歐」的國家發展路線，普京則以併吞克里米亞（Crimea）、搧動頓巴斯（Donbas）分離主義勢力叛亂來回應。當時拜登以副總統之尊主導華府相關政策與工作，曾6度造訪烏克蘭，與時任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結下深交。
2015年2月9日，拜登在烏克蘭國會（Rada）發表演說，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形容「那是我在歐洲最重要的演說之一」，「我告訴他們，這是一個重大時刻，他們能夠在烏克蘭建立一個真實、獨立、可長可久的民主政體，就像200多年前美國獨立的歷史時刻。」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拜登會祝普京早日下台，在華府還在釐清法律與事實之前，就直指普京是「戰犯（war criminal）」、「一個滿手血腥的獨裁者，徹頭徹尾的惡棍，對烏克蘭人民發動一場悖德的戰爭」。這類「超前發言」往往讓幕僚疲於收拾，但對拜登而言，這些話不是外交辭令，是肺腑之言。
4月4日，俄羅斯在基輔（Kyiv）周邊城鎮布查（Bucha）犯下的戰爭罪行、反人道罪行，隨著一具又一具平民屍體的出現而東窗事發，拜登對記者說：「各位可能還記得，我因為稱普京為戰犯而被指責。結果真相就是，各位看到布查發生了什麼事，他的確是個戰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