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企業社會非常清楚，勞資關係當中勞資彼此互相矛盾的立場， 所以面臨到政府「強制介入」的政策性縮短工時時，大部分的雇主將「目前的薪資成本」視為「沈默成本」，將「固有的加班費轉換成本薪」，再以生產力提升策略來強化勞動，讓「薪資-工時的勞動條件」恢復新的平衡。日本雇主面對縮短工時政策，思考的因應方式是「企業變革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讓員工的「總收入不變，勞動強度增加」，最終來說，只要成功縮短工時，企業的總薪資成本還是可以維持不變。
也就是說，日本企業選擇將縮短工時政策帶來的虧損風險先行吸收， 再日後透過生產方式改革的力量，讓員工在生產力上進一步加強付出。這是日本式「勞資和諧」的真相，企業先行投資，員工日後付出代價。而，面對到政府的強制介入縮短工時，日本企業要求政府也要讓步；階段式的縮短工時政策實施，與大量的縮短工時補貼政策（主要是以自動化生產為最多的申請項目）。政府所出示的縮短工時補貼政策的內容，顯示出日本勞動官僚對企業界的了解程度。不用功的勞動官僚會被日本企業資方代表在公聽會上嚴重打搶，要求更迭內閣人選。縮短工時，對日本勞資政三方都是一場硬仗。
那麼台灣的「勞資和諧」呢？台灣的指標企業管理者曾經隔空對日本經濟官僚指教，說要教日本官僚如何拚經濟。這是明顯的「台灣勞資政三者權力關係」的反映：「資方隱形，勞方無力，政府主（被） 打」。這是 60 年前被共產黨打怕了的政府所選擇的勞資天秤戰術： 任由資方予取予求，只要能夠創造經濟產出，就可以防範勞動勢力的崛起。而在整個縮短工時立法過程當中，搖擺的勞動官僚增長資本家頤指氣使的啟示；勞工則單方面對政府施壓，希望透過政府「還勞工一個公道」！
說到這裡，整個台灣勞資關係的戰術慣性就很明確地可以看出了！資本家用「退出市場」來威脅政府官僚與政治人物；勞動者用「公平正義」來施壓民主選舉的政治人物；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首長與官僚體系當中並沒有一定的連結與同步，體制內政府官僚們的「不接地氣」，導致政治首長失去「在理論與實務上，壓制資本家威脅」的論證與執行能力，變成兩邊不討好的陀螺，原地打轉空作功。
為了改變台灣這種扭曲的勞資關係，長期來說，筆者建議台灣在政策立法時，「政府多方制肘的日本式和諧勞資模式」與「政府中立的歐美式戰鬥勞資關係」模式當中做一個明確的選擇。
選擇日本模式，則台灣的官僚體系要對實務有更深刻的體會，要時時走在企業的前端來指導企業，而非固守「台灣企業主一個皮箱打天 下，政府做後盾」的消極態度；選擇歐美模式，則台灣的司法體系要做更大幅度的改革，準備好充分的司法資源來讓勞資雙方在「法庭上贏取正義」、準備好更多的社會資源，讓勞動團體可以透過合法罷工等的爭議行為，展現其戰鬥實力，自己贏取司法正義與實質正義。當然，台灣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一員，筆者比較傾向「歐美模式」的採 行，這是外資也熟捻的勞資關係模式；然而，若熟悉台灣的社會風 格，要採取表面和諧的「日本模式」，則台灣社會上上下下的成員與政府官僚，可能要對錯綜複雜的經濟施壓手段採取更寬容的態度。日本社會是一個生存壓力遠比台灣高張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