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來說，筆者建議：
第一，適度地增加制衡企業主的法律工具，在勞動基準法內導入刑事責任，並制定完善的勞動刑法。
在「法人權」產生的過程中，資本家透過「特定的資本」作擔保，就可獲得在現實社會中與自然人相同的「人權」。既然，自然人「酒駕肇事」、「過失致死」都要面臨刑事責任的追究，那麼資本家為什麼可以躲在「資本法人」的面具下行使公民權，對社會造成人身傷害 時，卻可以「解散資本」賠錢了事呢？連行車安全時，都不止於「車輛禁止使用」，有實質的「駕駛人過失計點」的制度；為何我們在企業管理時，可以只「查封資本（破產）」，卻「放過指揮管理的自然人」呢？！
第二，政府認真面對單方面立法的政治責任，勻支出大量的縮短工時政策補貼預算，來在失衡的「政府-資本家」天秤上面，割地賠款後重新取得發言權。面對資本家的壓力，政府應該只修改「一例一休」，其他加班工時上限、輪班時間間隔等的「勞基法修惡」動作要快踩煞車。
透過對企業的詳細的補貼政策的設置，來顯示政府對勞動現況的掌握力，扳回「美國商會白皮書」等跨國資方團體所嘲諷的「工廠法化 石」等的打黑行動造成的損失。
再者，日本在輔導企業縮短工時時，設置了「業界諮詢師」的專業人士深入輔導制度。
透過此一制度，管理知識比較薄弱的中小企業可以得到改善生產制度的機會；另一方面，目前被大企業前進中國大陸而失業的中年管理職勞工，可以獲得重新活躍的戰場，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以開動生產力提升的新特快列車。
最後，近來例休法案的爭議最悲劇的不是往左或往右，是無賴的列寧還是左派的幼稚病，而是主導修法的政府連從龐大的預算水庫，拿出像樣的起司蛋糕去補助勞工，協調資方走上縮短工時的正道都略嫌吝嗇。
日本縮短工時編了多少預算來給資方適應縮短工時的管理體制，台灣的勞動內閣主事者似會乎都沒概念，殊不知，為了縮短工時而倒閉的企業也是存在的，這樣的政策調整的結果「公平與否」，牽涉到補貼措施的設置。
然而，我們的政府卻避而不談這塊補助措施。政府主導的縮短工時， 政府就應該付出「代價」。
勞工贏得的縮短工時，政府不給補助也自然。
現在，資方不爽一律性地被調整勞動成本，勞工不爽政府不夠主持正義。政府當然左右不是人。
誰叫你這個大政府卻想吃「免費的午餐（縮短工時）」！
*作者為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台日交流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