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進黨政府執政失靈，或者其政治人物的貪瀆無能遭到揭露，或者黨領導利用台獨、社會運動、階級意識執政攬權的操弄已然眾所周知，是不是會影響到台灣爭取獨立主權的信用與士氣？想到這裡，是否必須避免民進黨的墮落？如果一時避免不了，是否起碼先要鞏固其政權，以免親中的國民黨復辟？這已經不是法治問題或政策問題，而是道德問題。
在概念上，愛台灣常常與反中國糾纏不清，但實際上也是如此。比如，許多人認為兩岸經濟交流，會對台灣人民福祉帶來危害；或兩岸社會交流破壞將台灣社會的秩序；或兩岸文化交流已經挫折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或兩岸政治交流已摧毀台灣人的尊嚴。同理，面對民進黨兩次執政，都快速自我揭露其肆無忌憚的貪婪，如果不是愛台灣的道德力量力挺，恐怕早就難以為繼。
道德理性不容親中政黨復辟
兩岸交流是利或弊，都是辯論而已，往往各執一詞，因此很容易混淆了深層的驅策力所在。愛台灣既不能只是經濟、社會方面物質性的算計，也不應該受到當下政治對立的情緒所左右，而更是在利害算計或情緒衝動兩個脈絡之外的道德立場。簡言之，愛台灣所反映的，是一種歸依土地的人性，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必然要求，是一種移民社會演化的生物本能。
台灣成為一個人們在道德上歸依的領域範疇，是歷史際遇：
1) 、從日本殖民統治到美蘇冷戰，長期實踐下來，而能自成疆域、體系，是為台灣優先的「道德意識的萌發」。
2)、群體生活必需共同營造，在冷戰結束後為了與大陸區隔，乃根據歷史際遇及當代話語，發展出群體身分，是為「道德意識的建構」。
3) 、二戰後的第二代到第三代，都需要從殖民母國或文化母國脫離，向在地認同，是為「道德意識的科學定律」。
一旦道德意識茁壯，就算得可以到經濟好處，政治完全自治，獲得源源的文化補給，也仍會對兩岸重新整合採取拒斥，因為愛台灣不再是個有沒有好處的問題，而尤其是個道德與否的問題。這就是即使北京放權讓利，仍不可能把工作順利作進台灣的原因，也是台灣人時而看似不理性的相信虛假消息，一下覺得中國要崩潰，一下又覺得中國威脅全世界，都是在心理上廉價地鞏固反中的道德理性。
新近出現兩個對愛台灣的道德挑戰。一是，台灣依附殖民統治及美蘇冷戰而建構的身分範疇，在全球化時代開始動搖，尤其是大量大陸人民在台灣，以及大量台灣人民在大陸。其結果，台灣各界對大陸人民的各種歧視，並給予赴大陸的台灣人民以心理壓力，都是為維護愛台灣的道德，而理所當然出現的。二是，大陸提倡中華民族復興，對台灣作為政治民族，正在形成道德立場的激烈對撞。
北京的道德盲點不敢面對愛台灣
不過，迄今北京忽視愛台灣背後的道德理性，總是訴諸利害考量，一手胡蘿蔔，一手棒子，以為如此必然使台灣人就範。這看似是很矛盾的，因為在外界眼中，北京自己在台灣問題上往往顯得不理性，而北京自己顯然有意識地知道，台灣問題或中國的統一問題不是利害問題，而是超越利害、不計利害的道德問題，為何無法體會愛台灣也是類似的道德問題呢？
從心理上來講，這其實並不矛盾。因為北京已經把兩岸統一，當成是其自己天經地義的道德律令，所以當然就形成對台灣的認識盲點，因此不太可能認知到，愛台灣乃至於反中、反華或台獨，也已經是一種近乎絕對的道德，故而對北京的道德絕對性等於否決。北京主張把愛台灣跟台獨分開成兩件事處理，愛台灣是需要照顧的情感與利害，而台獨是道德上要譴責的政治操弄，不能承認其為真實的。
北京自己的道德從哪裡來？那是更久更深的一種文化想像：
1)、 首先，中國歷史上傳頌的仁人志士，幾乎都是致力於一統與振興。
2) 、其次，近代中國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包括割讓台灣在內。在清末民初以降的幾代中國人群體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記憶。
3) 、再其次，基於對日本的仇恨與國共內戰的裂痕，台灣是帝國主義在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的污點。
4) 、最後，台灣投向日本與美國的懷抱，正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大的絆腳石。
所以，北京不肯、不能、不敢知道，愛台灣也是個道德問題，如果知道，就表示北京可以體會到，為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必是每個中國人的至高道德，而日本與帝國主義反而可以是更強的道德支柱。那麼，其他內部各種真真假假的道德位置，都會冒出來掣肘民族復興，援引美國、日本，進而形同根本否定今天整個中國人群體存在的目標。
誰都沒有道德必然性？
如果有人詳細向北京闡述愛台灣的道德邏輯，說明這不是利害或情緒的問題，而竟還能說服北京，那北京豈不立刻會按耐不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了？這多少說明，何以台灣人一直把兩岸統一，當成只不過是一黨之私的政治併吞，好讓自己免於思考：是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比愛台灣更大又更深的道德？
民族復興的道德與愛台灣的道德至今還沒有直接對撞，是因為雙方虛與委蛇地在技術性的權利與政治上糾纏不清，可以迴避彼此毫無妥協餘地的根本立場，這個毫無妥協的道理就在於，對雙方而言，根深蒂固是個道德問題。迴避的好，那對方無論多麼自私自利，其立場的本質不必是邪惡的；或迴避不了，那對方無論如何愛民如己，其立場本質只能是邪惡的。
相較於北京不面對愛台灣的道德性，故意總擺出要買通人心的姿態，用利害問題轉移這個致命的尷尬，台灣的危機則在於，中華民族復興是台灣人容易懂，甚至熟悉的，因此面臨了比愛台灣範疇更大的道德。愛台灣的道德在論述上尚不尖銳，但光芒四射足讓北京躲在利害問題的議程裡迴避，北京必須不迴避，才能動搖愛台灣的道德，可是不迴避就等於承認，民族復興並非道德必然。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