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曉紅觀點:「中國夢」是不是他們的夢?

「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資料照,美聯社)

「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資料照,美聯社)

過去十年來,每回到中國都觀察到,人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厚。這種自信心有時是以反帝的歷史觀展現出來,而有時更是以發展成頗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出來。記得六年前在從北京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幾位中國人高談國際政治。一位年輕人就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表己見,認為中國要「強硬」才好。他忿忿地說,「我們今天可以抬頭挺胸了!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期望,在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下,得到最全面的發揮。由國家來談夢想,那這夢想就必須是普遍,全面的了。它就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了。而這「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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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多維提供)

《長樂路》─顯微鏡下的中國

Marketplace的駐中記者羅伯.史密茲(Rob Schmitz)所著的《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就是以中國人民的聲音,來探索國家標榜的「中國夢」意義何在。羅伯.史密茲以自己從二零一零年以來居住上海的時間裡在生活周遭所做的觀察體驗,著寫成這份真真實實,第一手的報導文學,可說是當代中國人民生活的縮影故事。他的人物集中在他和家人居住六年的長樂路,也就是過去屬於法國租界的故事豐富的一條街。

《長樂路》被看作過去十年裡西方出現的書寫中國的趨勢的一部分:以顯微鏡式的書寫,呈現大社會。它將視角集中在一個社區,一條街,從個人的成長和奮鬥經歷,來呈現社會變遷,突顯個人發展和大體制之間的關係。《長樂路》書中人物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時代變遷和國家體制之中求生存,求進展。他們的個人期許和夢想在體制中不斷受挫,妥協,扭曲,但仍必須繼續走下去。

《長樂路》的故事道出了這個城市在改革開放下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並不代表着進步。上海自一九九零年代就已由建築業改頭換面了,人民的住宅,地方政府想拆就拆,既然土地是屬於國家的,要拆房做任何開發改建,人民除了小規模的抗議也束手無策。地方政府就這麼靠着一批批的建築計劃賺錢,地方官富了,開發商富了,給居民一點補償就了事。不願被拆房的,下場有目共睹﹕被威脅,被暴力對待,甚至喪命的都有。

《長樂路》裡,羅伯.史密茲居住的樓房地點,就曾有一對老夫妻,因為拒絕搬遷,而遭開發商僱來的流氓縱火致死。官商共利的體系導致的這場無人聞問的悲劇,在羅伯.史密茲筆下不斷與國家的「街道精神教育」對立着﹕「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和「文明」標語充斥在公共廣告空間裡,要求人民共同為「塑造文明城市」來努力。每有重要節日,地方政府更是加強精神教育,比如在博覽會數月前,全市民都收到了厚達兩百多頁的「禮儀小冊」,督促大家「如何做個好上海人」,其中指南包括如何剪髮,如何吃西餐。這是《長樂路》上不時出現的悲鬧劇,或者說,以鬧劇(「街道精神教育」)來道出悲劇(人民死亡)。

國家的夢不是人民的夢

國家的「中國夢」是不是人民的夢,那在中國城市裡的上億民工那裡,最能得到答案。「中國夢」要達到理想小康社會,它的一環,就是要控制城市化。對中國當政者來說,「城市人口要是沒管理好,那國家就亂了」。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期間,許許多多農民都決定離鄉到城裡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長樂路》上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來自山東一個礦村的趙小姐。她和上百萬農村人一樣,心滿憧憬的來到上海,這個對她來說連名字都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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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取自新北市勞檢處網站)

而上海並非她夢中那個美好城市。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吃了兩年苦後,老闆開除了當時三十一歲的趙小姐。他的理由是,她年紀太大了。哭求一番也沒用,工廠政策是,女工一到二十五歲就得走人。哪裡有什麼法規來規範這些工廠的聘用規則和勞動條件呢?國家政策關心的,是要維護這樣的體制:農村來城裡工作的,只得販賣最廉價勞力,不可享有任何城里人享有的權利。

在戶口制度下,趙小姐的孩子不能在城裡就學,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佔中國兒童人口的五分之一。趙小姐將大兒子帶到城裡,想讓孩子努力學習,在上海長大。但校方知道他的戶籍後,他必須立即停學,回到礦村裡。她的二兒子因母親遠在上海,長期無人照顧關心,個性自閉,精神焦慮。

在中國探訪期間,我曾看到許許多多農民工帶在身邊的子女,在大城市裡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不被學校接受,不能入學,只能在農民工社區裡自設的,設備缺乏的學校裡上學。比如在北京期間,曾看到這些自發的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被一一關閉,因為他們不合建校規範。而民工子女無處就學,因為國家不給他們平等教育權。這些孩子的福利和個人發展,不是中國大夢的關注。他們只能在體制的縫隙間求自保。曾有位在北京討生活的民工對我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天空下生存,為什麼我們沒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

《長樂路》裡的趙小姐問着同樣的問題。她和她的孩子常年體驗到什麼是「城市暴力」﹕就是在城市裡國家政策造成的社會隔離。她知道,對她這個階級的人來說,夢想的實現,必是得吃苦一輩子才能掙得的。或甚至是吃苦一輩子也掙不得。農民的身份,在中國是從未改變的,不論中國怎麼變,怎麼崛起,怎麼強大。身為農民,就算在城裡奮鬥一輩子,還是農民。《長樂路》裡道出她不服輸的精神,她與體制搏鬥的故事。

羅伯.史密茲以他切身的觀察和細膩的文字,描繪出許多中國人民的夢想。《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街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的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

《長樂路》書封。

*作者為獨立記者。本文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時報出版)推荐序。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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