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血肉橫飛的國共鬥爭，劉吶鷗在日記中不置一詞。關於共產黨，他淡淡地提到一句：「想去商務書館看書，因捕共產黨路不通不果。」（十二月十四日日記）不同於大部分左傾青年，他對共產黨遭國民黨捕殺毫無同情之心。以他的出身而論，不事生產的他靠著台南大地主家族的巨額匯款維持著在上海奢華的「白相」生活，以及不必擔憂生計的文藝生涯；他當然不認同共產黨在南方農村「打土豪、分田地」的酷烈政策。
而對國民黨，劉吶鷗也不喜歡。他在一月三日的日記中提到，此前在震旦大學結交的好友戴望舒、施蟄存、杜衡遇到了麻煩，「戴君們因為加入國民黨，三人都被學校開除。聽說現在在天文臺路租了間房子住著哪」。震旦大學是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政治立場上反對以蘇俄爲師的南方黨人，所以將加入國民黨並高調活動的學生開除。在這段話的字裡行間，隱約可見劉吶鷗的看法：他既不贊同戴君們加入國民黨，也不認同大學將三位好友開除。
劉吶鷗對國民黨採取疏離態度。他曾跟一位曾傾向國民黨的「進步」青年討論如何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可喜地發現：「他現在對國民黨的態度完全變了，他信我從前對他說過對蔣介石觀了。」（九月十三日日記）由此可推斷，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已迅速走向腐敗墮落，並同步喪失了民心尤其是青年的支持。
看哪，這個生活在「魔都」的文藝青年
一九二七年一年間，劉吶鷗的足跡到過台南、東京、北京和上海等地，他居住時間最長的、最後決定定居的城市是上海。這位浪蕩天涯的浪子之所以選定上海作為他「將來的她」，文學藝術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爲持續發展文藝事業，劉吶鷗後來讓妻子和孩子一大家人舉家搬來上海團聚，直到一九四零年他遇刺身亡為止。
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已逐漸取代北京，成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國民政府後來將中央銀行設在上海租界中，共產黨中央也在上海租界秘密活動，他們似乎並不覺得受洋人的保護是「不愛國」。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申報》等現代新聞出版機構對全國的影響力，超過了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北京大學。包括北京在內的所有城市，在資訊的豐富、言論的自由和公共空間的廣闊上，都不能跟崛起的上海相媲美。外國人在上海頓陸無需護照，中國人到上海居住更不必辦理「暫住證」。
雖然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或濃或淡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卻首先選擇在上海居住。一九二七年旅行歐美之後返回中國的胡適，也棄北京而居上海。「知識分子聚集在這裡尋求言論自由和新的資訊資源。他們利用[借來的]自由向中國政府發出批評之聲，否則，中國政府決不會忍受意識形態的反抗。由於異議的存在，文化活力才會出現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戰前的上海展現出了有限的[社會空間]，這正是白吉爾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另一個中國]和進步文化得以生存的條件。劉吶鷗生命中最精彩的十多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