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啊！魔力的上海！
你告（訴）他們吧，在大馬路上跑的他們，說：
你所吹的風是冷的，會使人骨麻，
你所噴的霧是毒的，會使人肺癆，
但是他們怕不駭吧，從天涯地角跑來的他們，他們要對你說：
你是黃金窟哪！看這把閃光光的東西！
你是美人邦哪！紅的，白的，黃的，黑的，夜光的一極，從細腰的手裡！
橫波的一笑，是斷髮露膝的混種！-劉吶鷗
「八月二日。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去游泳學校。」
這是卡夫卡在一戰全面開戰當天寫下的日記。從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八月二日俄、德交戰，這三十五天裡，卡夫卡的生活跟往常沒有任何變化，戰爭陰影對他來說幾乎不存在。他沒有多少民族主義思想，也沒有清晰的國族認同，他是哪國人——德國？奧匈帝國？捷克？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布拉格人」。
對於卡夫卡這樣的個人主義者而言，世界大戰不一定比個人生活中的哀痛與歡欣更為波瀾壯闊。這一個月，在卡夫卡的私人生活中發生了一件翻雲倒海的大事：他經歷了與女友菲利斯的第一次婚約解除。從卡夫卡的日記和書信中，可以看出他情感的糾結與迷離。他與苦苦追求的菲利斯訂了婚，卻又與菲利斯的閨蜜格蕾特保持著曖昧關係，最後自食其果，導致婚約解除，他對自己的評論是「完全無罪卻如同惡魔」。七月三十一日，離開戰還有兩天，卡夫卡在日記中說：「要不顧一切地寫東西，這是我維持自己生存的鬥爭。」
無獨有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旅居上海的、二十二嵗的台南青年劉吶鷗在日記中寫道：「六點鐘起來，楚楚洗過臉，吃嘴麵包就跑了。船八點半開，有邱、翁、戴、施諸君來送行。船開後，檢煙，然後行李。十一時就得坐定了。晚上頭脹、胃不樂，似欲暈船，愛禮（同行的台南同鄉）卻爬起來吐了。」
劉吶鷗離開上海，取道日本回台灣，是因為五天前接了一張家裡的電報，「說祖母病重要我們回家」。他似乎不知道，當他離開的時候，血雨腥風的「清黨」之役正在上海全面展開。
跟卡夫卡一樣，劉吶鷗也是一位沒有國族認同或者說超越國族認同的文化人，他是哪國人——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上海人」。他喜歡上海這座遠東第一大城市，並非上海是「中國的上海」，乃是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劉吶鷗的好朋友施蟄存說過，劉吶鷗有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在上海，劉吶鷗穿越在不同的文化之間，提前體驗「世界人」的自由與浪漫，直到戰爭與死亡先後降臨。
青年劉吶鷗對政治、權力以及正在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感興趣。劉吶鷗在中央電影攝影場任職時的同事黃天佐說，劉吶鷗是一名「語言天才」，除了會講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和他自己家鄉（台灣）的廈門話都應對如流。「他的魁梧的體格像北方人，他的剛強個性像廣東人。」
少年時代即離開台南老家，一直「在路上」的劉吶鷗，也有國族和文化認同上的困惑，他的日本朋友說他是「失去國籍、沒有影子的人」，「他是多麽的以身為殖民地人民而感到自卑」，但他對台灣獨立或台灣自治等政治理想並無多大熱情。
就在同一年，劉吶鷗的台灣同鄉林獻堂邁上了爲台灣的未來尋求出路的歐美諸國之旅。這一年，日本的大正民主落幕，新登基的裕仁天皇為了應對中國的統一和蘇俄的擴張以及國際局勢的激烈動盪，與軍部主張對外擴張的勢力一拍即合，走向法西斯獨裁之路。
也是在這一年，日本共產黨分裂，台灣文化協會也因為激進與溫和理念的爭執而分裂。隨後，奪取台灣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連溫卿等人於二月十七日發表《一九二七年台灣》一文，指出「要救台灣人非主張階級鬥爭不可」、「民族主義者於此總退陣，以其勢力結成台灣民眾黨而與台灣文化協會形成對立」。林獻堂深受打擊而離開台灣出國考察，在旅途中發出深深的嘆息：「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愛利人若是以利誘之，則爲奴隸亦所心甘；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也。」
劉吶鷗沒有林獻堂那樣強烈的家國情懷，他是一名沉迷在文學、電影、女色和美食中的唯美主義者，是時代的「局外人」。哪裡有美、文藝和享樂，哪裡就是他的家園。他相信政治和經濟的權勢是一時的，惟有文學、藝術和審美是永恆的。那一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的郭廷以，靠著史家的敏銳，逐日記載北伐軍興之後的大事；比郭廷以小一歲的劉吶鷗，則在上海租界過著文藝青年「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小確信」日子，並開始小說創作爆發前最後的積累。
四月十二日，正當劉吶鷗登上輪船離開上海之際，上海無數顆人頭落地。國民黨「正史」中如此記載：「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奉令解除共黨份子組織之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武裝，揭開中國強制執行清除共黨份子之序幕。……「四一二清黨」爲中國國民黨厲行全面清黨運動的開端，亦爲中國國民黨生死存亡與中華民國統一獨立的重大關鍵。「這一切」國家大事奇跡般地與劉吶鷗擦肩而過。
六天以後的四月十八日，劉吶鷗從基隆港乘坐火車到嘉義，再轉車回到台南新營的家中。然而，他與從小就親愛的祖母已人鬼殊途：「坐腳踏車入大門，看大廳裡白色一閃，才知道來得遲了。……入她生前所起居的房間，雖不見其影，好似聽著她大又亮的聲音。在靈前燒著香，不由地眼睛暖潤起來，不是悲她的死，是憶起不會輕的聲音。」
在日記正文旁邊，他特意加了幾個字的旁註：「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在他心目中，家比國重要，祖母的死亡比蔣介石的上位和國民政府的建都更重要，儘管祖母是一名不會被任何官方史書記載的平凡婦人。此刻，劉吶鷗對「國民政府」的好壞並無太多認識。他不曾想到，這個如戲班子一樣搭建起來的「國民政府」，日後要派殺手取他的性命。
你看政治不嫵媚，料政治看你亦如是
劉吶鷗只活了三十五歲的一生多姿多彩，卻只留下一本一九二七年的日記。這本日記簿是東京新潮社出版的大正十六年版「新文藝日記」，裝訂精美，文藝氣息濃厚，卷頭有日本文壇名人寫真集，卷末有文藝年鑑，每個月份前面都選錄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記和名言，後面印有當月讀書記錄欄。劉吶鷗每天記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這本日記提供了有關他家庭、教育、嗜好、讀書、創作和交往的珍貴線索，是瞭解這位大時代裡不願隨波逐流的新潮人物的第一手資料。劉吶鷗以新感覺派的文風記載了上海的風花雪月以及殺戮汙血，是啊，即便你不問政治，政治也要來騷擾你，誰又能躲避開政治的陰影呢？
國民黨掀起北伐戰爭，讓大半個中國更換了新的統治者。原本在孫傳芳統治下安寧而繁榮的東南五省，陷入人心惶惶的境地。上海尤其是租界，大概是全中國最安全、最富庶的地方。租界作為「國中之國」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在中國國內發生革命或戰亂之際，或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之際，它們是「中立」地區。
中國政府首次承認租界在中國內戰時爲中立地區，正好是在北伐戰爭期間。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駐漢口領事分別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將上海公共租界圈出戰爭範圍的要求。顧、陳二人名義上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為由加以拒絕，但事實上，無論北洋軍還是北伐軍都未進入上海租界，實質上承認了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
儘管如此，上海租界仍無法完全避免被戰禍波及。很少爲國家大事憂慮的劉吶鷗，在日記中記載了兵亂和罷工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這種張愛玲式的、朝不保夕的「危城」生涯，身為區區百姓，又能奈何？劉吶鷗的應對方式是隨遇而安、苦中作樂。這大概也是當時許多上海人的生活態度，他們並不關心統治者的替換，只在乎每天需用的柴米油鹽。
二月十九日，劉吶鷗記載：「大清早，澄水就走來報杭州失守，孫（傳芳）軍退到松江！但事實，南軍已到上海了。被介春的詩抓到地獄的心，可被牽出來了。下午，真是如各報所料，上海總罷業起來了。備米糧，換龍銀，心為之一亂，真是無用。約要來的丘，卻不見來，恐怕現在在南京路大道上演說也未可知道，不然就在法界的一角秘處參加那學生會，電車都停，法界的治安也不知怎樣！」
當日，孫傳芳的軍隊在浙江潰敗，白崇禧率北伐軍進入杭州。上海隨即發生大罷工，孫傳芳擔心大本營不穩，命令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以嚴厲手段鎮壓罷工，以大刀隊搜捕並屠殺大批參加罷工隊工人和學生。在租界被捕者，租界當局鑑於華界的濫殺，而拒絕引渡。工潮之勢卻繼續蔓延。
劉吶鷗對交戰雙方的善惡並無評價，僅僅記載了罷工給普通市民帶來的諸多生活不便，就連他這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少爺，也要儲備一些基本物資。抱怨完動盪的時局，他又落筆到個人的感覺上：外面天翻地覆，他卻聞到了室內的藥味，聽到了室外賣餛飩者的叫賣。
在三月二十一日又記載：「一點多阿瑞裡便衣隊和外國兵起了衝突，砲火交一小時。從那時起，華界的槍聲繼續而已。南軍下午將佔領龍華。七點北火車站。九點多睡覺，一夜槍聲續聞。」三月二十三日記載：「和弟弟、翁君到北四川路。外國軍隊已經放棄那裡，不讓外國人進入。小巷大多是日本水兵。路口可以看到繫著紅布條的南軍便衣隊。牌子寫著[行人可行，車輛禁止通行]。」
三月二十七日記載：「在搖動的上海的空氣，到今天處處顯危險的神色，大早朝連租界內也交通斷絕，恐怕是開在西門的孫中山二週年紀念忌吧。下午一個人跳出鐵絲網，由馬霍路跑到老砲子路去。北側快要張起鐵絲網來，北四川路已經交通斷絕了。想到那邊的知人，啊，但是——，都是英鬼子的膽小，呸！」
四月三日記載：「在西藏路被（臭）英國兵搜身軀。」四月六日記載：「去吳淞玩，由甘肅路，走過英兵的把守去北車站，南軍上海佔領後，這是頭一次我去到中國界。站裡廣兵很多，開往江寧的車裡，都是兵滿滿的。」
劉吶鷗不喜歡士兵，士兵帶來的是戰爭和死亡。不過，即便在種兵荒馬亂時，他還有閑情逸緻呼朋引伴、外出郊遊，可見他絕非普通的「玩家」。
劉吶鷗對交戰雙方不作評價，而在前來維持租界秩序的列強軍隊中，他對日本軍隊並無批評（他的國籍原本就是日本人），倒是對英國士兵持相當負面的看法，憤恨之情溢於言表。一九二七年，英國以老牌帝國主義的傲慢方式應對中國局勢的變化，讓中國民眾反感之極，就連劉吶鷗這個事不關己的外來者都看不下去。隨後，國民政府在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的支持下，強行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讓英國自嘗苦果。
這一年的秋冬之際，劉吶鷗曾北上訪問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北行日記中只有一處用嘲諷的口吻提及來日無多的「張大帥」。在回程的火車上，他寫道：「很早起來，趕上八點半的膠濟綫車。那個查行旅真討厭，也不看人，他連化妝品都不知道，完全傻子。二等車，一半以上都是兵坐，腕袖上的[誓死救國，努力愛民]八個字，越看越好笑起來。同椅一位被張氏（宗昌）僱用的白俄兵。」（十二月四日日記）由於國民黨和共產黨決裂，北伐暫時停止。三大軍閥集團中僅剩的張作霖猶作困獸之鬥，派遣奉軍匆匆南下，等待他們的將是覆滅的命運。劉吶鷗對佔領上海的北伐軍臂膀上的紅布條不以為然，對山東的安國軍腕袖上名不副實的「八字箴言」更是忍俊不禁。
對於血肉橫飛的國共鬥爭，劉吶鷗在日記中不置一詞。關於共產黨，他淡淡地提到一句：「想去商務書館看書，因捕共產黨路不通不果。」（十二月十四日日記）不同於大部分左傾青年，他對共產黨遭國民黨捕殺毫無同情之心。以他的出身而論，不事生產的他靠著台南大地主家族的巨額匯款維持著在上海奢華的「白相」生活，以及不必擔憂生計的文藝生涯；他當然不認同共產黨在南方農村「打土豪、分田地」的酷烈政策。
而對國民黨，劉吶鷗也不喜歡。他在一月三日的日記中提到，此前在震旦大學結交的好友戴望舒、施蟄存、杜衡遇到了麻煩，「戴君們因為加入國民黨，三人都被學校開除。聽說現在在天文臺路租了間房子住著哪」。震旦大學是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政治立場上反對以蘇俄爲師的南方黨人，所以將加入國民黨並高調活動的學生開除。在這段話的字裡行間，隱約可見劉吶鷗的看法：他既不贊同戴君們加入國民黨，也不認同大學將三位好友開除。
劉吶鷗對國民黨採取疏離態度。他曾跟一位曾傾向國民黨的「進步」青年討論如何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可喜地發現：「他現在對國民黨的態度完全變了，他信我從前對他說過對蔣介石觀了。」（九月十三日日記）由此可推斷，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已迅速走向腐敗墮落，並同步喪失了民心尤其是青年的支持。
看哪，這個生活在「魔都」的文藝青年
一九二七年一年間，劉吶鷗的足跡到過台南、東京、北京和上海等地，他居住時間最長的、最後決定定居的城市是上海。這位浪蕩天涯的浪子之所以選定上海作為他「將來的她」，文學藝術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爲持續發展文藝事業，劉吶鷗後來讓妻子和孩子一大家人舉家搬來上海團聚，直到一九四零年他遇刺身亡為止。
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已逐漸取代北京，成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國民政府後來將中央銀行設在上海租界中，共產黨中央也在上海租界秘密活動，他們似乎並不覺得受洋人的保護是「不愛國」。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申報》等現代新聞出版機構對全國的影響力，超過了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北京大學。包括北京在內的所有城市，在資訊的豐富、言論的自由和公共空間的廣闊上，都不能跟崛起的上海相媲美。外國人在上海頓陸無需護照，中國人到上海居住更不必辦理「暫住證」。
雖然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或濃或淡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卻首先選擇在上海居住。一九二七年旅行歐美之後返回中國的胡適，也棄北京而居上海。「知識分子聚集在這裡尋求言論自由和新的資訊資源。他們利用[借來的]自由向中國政府發出批評之聲，否則，中國政府決不會忍受意識形態的反抗。由於異議的存在，文化活力才會出現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戰前的上海展現出了有限的[社會空間]，這正是白吉爾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另一個中國]和進步文化得以生存的條件。劉吶鷗生命中最精彩的十多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的。
當然，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而非人間的伊甸園。劉吶鷗對上海的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有一定的反思，「上海真是個惡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錢和出風頭外別的事一點也不去想的，自我來上海了後愚得多了，不說靈感、睿智、想像，就是性慾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變成個木人了。」（一月五日日記）不過，他的抱怨不能全部當真，他本人離不開這樣的生活方式——「吃大菜，坐汽車，看影劇，攜女子，這是上海新人的理想的日常生活」。（二月五日日記）
在跳舞場、時裝店、酒吧、麻將桌和夜總會之外，劉吶鷗跟一般的「少爺」最大的不同就是手不釋卷。在上海，他能及時買到中國及世界各國新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就日記中每個月末的閱讀記錄欄來看，劉吶鷗閱讀的書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種文字都有，他在四種文字中悠遊無礙。「劉吶鷗從青少年時期就浪蕩天涯，漂泊海上，實質上跨越了有形的國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語言障礙，對藝術家而言，藝術作品是無國界的。」他結交的文藝青年也遍及不同族裔乃至政治立場。
劉吶鷗讀得最多的是日本文學，不僅閱讀、品鑒、評論，還親手翻譯成中文出版。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出版了譯作《色情文化》，收入一九二七年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誌和文藝雜誌上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
劉吶鷗第一個接受一九二零年代於日本開始的最先進的現代主義——新感覺派與普羅文學，並將其翻譯介紹到上海文化界。在這本譯作中，他一次性地引入橫光利一、片岡鐡病、中河與一、林房雄、川崎長太郎、池谷信三郎、小川未明等七名日本先鋒作家的作品，顯然有其良苦用心在，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指出：「一九二七年也是日本因戰敗而破滅的昭和戰前史的原點。劉吶鷗所翻譯的《色情文化》全部採用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這代表劉吶鷗也深深的關注著這動盪的一年，也可將這一年視為現代東亞史的起點吧！」
劉吶鷗在本書的「譯者題記」中梳理了日本文學的脈絡，「現代的日本文壇是在一個從個人主義文藝趨向於集團主義的轉換期內……在這時期裡能夠把現在日本的時代色彩描給我們看的也只有新感覺派一派的作品」，因此藤井省三分析說：「劉吶鷗同書收納一九二七年的日本短篇小說群，是以現代主義和中日問題爲主題的作品，對他來說像那樣的《色情文化》是尋求[東亞的明日社會]、將來新方向的一種手段。」
劉吶鷗對世界文學的評價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他推崇法國文學，而對美國文學毫無好感，「在我看來，米國人完全不懂文藝」。（五月一日日記）他對翻譯成日文的俄國文學評價也不錯，一月五日閱讀俄國作品《魔窟》，認為：「作者講故事的能力確實大的，我覺得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小，也許是福建話單語少，每每不能設想出適當的話來表現心裡所想的。」一月七日再次讚揚此書作者「老練的描寫和生動的文章」，並指出「我信小說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東西」。
劉吶鷗對中國文學的評價也是別具慧眼。他對中國文學整體評價不高：「中國文學是無病呻吟，中國的文學青年差不多把形容詞當文學，沒有形容詞他們是活不著的。」（十一月一日日記）他偏好早期創造社的作品，對文學研究會和新月派沒有多少好感。
他最欣賞的中國作家是郁達夫，或許他們之間有「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相似性格。五月九日，他讀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鬱達夫的文章：「今天只看鬱達夫的小說和記類，材料都是私事。《過去》一篇最好，寫兩個中國的新女子，表現雖有澀處，文卻又潤濕。他是富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
他對《小說月報》的評價非常不堪：「《小說月報》二號來，壞得很，中國文人差不多要絕種了。是頭腦壞，還是不用功，我都看不出來。」（七月一日日記）他尤其厭惡郭沫若用白話文翻譯的詩經，他與郭的對立，大概不是因為政治理念，而是出於審美趣味：「我想拿這樣的作品出來見社會，而大吹牛皮，應不是大名鼎鼎大新詩人郭氏所當做的吧。……他的譯藝術姑且不講；但那非詩的用字和牠的無效果的用法就障眼的多了。口氣弱，獨特的風韻全失，全篇如中學教師對於學生在解釋詩經似的。」而他對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老舍的小說《老張的哲學》則毀譽參半：「在洋風盛行的現在中國文壇似乎是一種換了毛色的東西，作者卻不見得有什麽藝術的手腕，但是他那種冷輕調的文章是很可愛的，性格也描寫得很活潑，尤其是老張和趙四兩個的。」（一月十八日日記）他常常逛上海的書店，對名聲很大的新月書店卻評價一般：「去龍華新月書店看書，普通一樣，那有希奇，不過胡適、徐志摩的名氣大而已。」（九月十三日日記）
既然別人的書店、別人的出版社、別人的雜誌他都看不上眼，劉吶鷗既有錢又有閑，在上海文藝界也有人脈，乾脆就自己投資開書店、出書和辦雜誌。次年，他在上海創設「第一線書店」，創立文學雜誌《無軌列車》，並開始創作短篇小說。第一線書店被國民黨查封之後，一九二九年他又開設「水沫書店」，營業三年之久。除了發表和出版跟他同樣是新感覺派作家的戴望舒、施蟄存、穆時英等人的作品外，也出版過魯迅、馮雪峰、姚蓬子、丁玲等左派作家的作品——儘管劉吶鷗本人並不欣賞這類作品。當時的水沫書店受了日本文壇左翼作品盛行的影響，成為左翼作家的大本營，左翼份子常假借該書店樓上開會。
劉吶鷗的創作成就，主要體現在一九三零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之中，這本小說集奠定了他「第一個描寫都會異域風的中國現代作家」的地位。
如果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那麽劉吶鷗就是東方巴黎的波德萊爾。他寫上海現代都市的景觀和男女的情慾流動，以視、聽、嗅、觸等感官直覺投射於咖啡館、舞廳、賽馬場、戲院、汽車、煙酒、香水、時裝等景色和物質之上，更寫到中國現代文學中從未出現過的喜歡在奔馳的汽車上做愛的摩登女郎。
劉吶鷗筆下的上海，跟傳統中國毫無關聯；如同村上春樹的東京，跟傳統日本毫無關聯。他和新感覺派作家所要抗拒的，是「整體組織化運作下的全面民族主義」，是「落入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操弄，或淪為政治的發聲筒」。在這個意義上，劉吶鷗何嘗不是二十世紀第一個用中文寫作的 「世界作家」！
多才多藝的劉吶鷗也是當時中國惟一的電影理論家，他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撰寫電影評論，翻譯介紹蘇聯愛潑斯坦與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論、維爾多夫的「電影眼」理論、歐洲的「純粹電影」與「絕對電影」的實驗電影美學。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道，親自擔任編劇、導演和攝影。他爲由明星公司出品、由蝴蝶主演的電影《永遠的微笑》擔任編劇，也爲藝華公司編導了電影《初戀》，還將賽珍珠的小說《母親》改編成電影《大地的女兒》。他甚至拍攝了一部自傳體的紀錄片《攜著攝影機的男人》。
劉吶鷗是中國最早一代的電影人。跟劉吶鷗合作過的一位電影工作者如此回憶說：「當他在攝影場的時候，他是精明人，權威。在這剪接間，每天，每當他拉起一端影片，向著燈或窗的亮光處映明著，細審那畫面的內容或次序與尺度的時候，總令我聯想起世界某一名導演的小照，因為他是在是有著聰明的眉目，和協調地，藹然的地運思著的表情。」劉吶鷗真心熱愛電影事業，在他看來：「電影，是眼睛吃的霜淇淋，心靈坐的沙發椅。」
一名「女性憎惡者」生命中的三個女性：母親、妻子與情人
一九二七年的劉吶鷗是一名翩翩美少年，不僅極富文藝氣質，而且具有社交魅力，如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女人憐愛、男人羨慕。曾跟劉吶鷗學習電影拍攝的青年人黃鋼，後來投奔延安的革命事業，對劉吶鷗「落水」當「漢奸」深惡痛絕，但在紀念文章中仍止不住地讚美其優雅的外表和氣質：「如戴望舒在《前夜》這首詩中曾寫過的，劉吶鷗真是個有著橙花香味的，清明灑脫的南方少年，烏黑的頭髮是密生的，整齊地用四對六的比量梳著，乾淨，沒有留鬢角；不討厭的眉毛下，排著不像科學家而只像藝術家的感覺豐富的大眼。他，沒有戴帽子……劉吶鷗是自由人。腳上，質地講究，式樣大方的皮鞋；額上有汗珠時，他就用那大而無花的手帕迅疾地揩去汗珠！手臂的動作敏捷，豪爽，揮擺的角度甚寬。」
劉吶鷗好交遊、愛熱鬧，卻多愁善感、情緒起伏不定，像郁達夫筆下神經質的文藝青年，時常炫燿自己「多病」。二月六日的日記中記載：「頭痛一半，臉上又發了二、三腫物，真是神經衰弱又來了。」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又記載：「頭和臉腫得更厲害。左眼細得難看的可憐，說是極度的神經衰弱來的偏頭痛。但我從未聽過神經會疼得這樣厲害。……臉上和頭髮裡一粒粒的葡行疹，疼得真是上天入門，入地無路，又沒有睡眠葯，又氣看護婦不來，啊，真難過，我哭了。」他真是自憐到了極點。他還多次提及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自殺，甚至動過仿效其輕生的念頭。
劉吶鷗的一生離不開女人，卻又受制於女人，故而產生了文藝青年特有的「女性憎惡主義」。
劉吶鷗生命中的第一個女性當然是母親陳恨。在劉吶鷗十二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陳恨以鐵腕掌管劉家祖產六百餘甲土地，行事用度處處嚴守大家庭的規矩禮節。劉吶鷗成人之後，母親見他沒有繼承家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不讓他過問家中產業，故而母子之間亦有衝突。
當劉吶鷗回家之後，爲祖母辦喪事，再度跟母親發生分歧，在日記中抱怨說：「時代思想不同當兩個性格合一起，是做無事的。她是上，我是下，一切她料理就是了。我看做無性格的傀儡，也不長久了。想編本《台灣家庭革命》。」（四月二十三日日記）「當然是不合的，年歲的差只有二十歲（母子），但是思想卻從大家族制度的古代跳到現代的個人家庭主義，哪裡有理解的通路。」（四月二十五日日記）與母親不和，是劉吶鷗不願久居台南老家的原因。
劉吶鷗的婚姻，也是母親強迫他接受的，跟魯迅一樣，妻子是寡母給兒子的「禮物」。劉吶鷗的妻子黃素貞是她的表姐，長他一歲，結婚時劉吶鷗只有十七嵗。此後數年間，劉吶鷗大部分時間都在外求學和流浪，日記中提及妻子時毫無愛意：「晚餐前接到素貞一封信，難看得很，終不知說的什麽。」（四月十七日日記）以劉吶鷗的學識和見識，鄉下長大、教育程度有限的黃素貞豈是他可以思想交流的對象？
回到台南之後，劉吶鷗跟妻子生活了一段時間，但從日記來看，夫妻關係非常惡劣。「啊！結婚真的是地獄的關門。我不知道女人竟然得呆呆到這個地步。女人是傻呆的廢物啊，我竟被她強姦，不知滿足的人獸，妖精似的吸血鬼，那些東西除放縱性慾之外那知什麽。」（五月十八日日記）「女人，無論哪種的，都可以說是性慾的權化。她們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爲性慾的滿足。……她們的思想、行為，舉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們除‘性’以外完全沒有智識。」（五月四九日日記）可見，在夫妻性生活方面，黃氏採取主動，讓劉吶鷗男性的自尊有受挫之感。劉在外面花天酒地，除了嫖妓以外，還有固定的情人，對夫妻之間的房事興趣不大。黃氏長期在家獨守空房，且迫切希望成孕生子，積極主動自在情理之中，卻引發丈夫的極度反感。
到了三十年代，黃素貞先後爲丈夫生下三個子女，劉吶鷗將全家接到上海，一家人終於過上一段時間其樂融融的生活。少年風流時的劉吶鷗一派浪蕩子行徑，到了中年卻是顧家的好丈夫、好父親。他們一家居住在一所豪華的花園洋樓中，出行還有豪華汽車。劉吶鷗常常帶著全家一起去看電影，也常帶妻子去跳舞，家人津津樂道他是「舞王」。他喜歡替妻子購衣飾和皮鞋回來，完全不用試穿。一九四零年劉吶鷗遇刺身亡後，黃素貞攜子女回台南，後又回上海居住兩年，處理劉吶鷗在上海購置的龐大產業。在處理劉吶鷗的遺產時，黃素貞與婆婆兼姨媽陳恨鬧翻，雙方甚至對薄公堂。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劉吶鷗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一個人，是他的情人百合子。在上海受戰火波及時，他特別安排百合子遷居到安全的地方，在日記中為之牽腸掛肚。後來，劉吶鷗要回台灣，百合子要回日本，兩人被迫分手，分別前很有一段纏綿悱惻的記載。四月九日記載：「我去找百合子，她只一個人在著，猶躺在床裡，看我進去，她放哭了一聲，怨我好久不去。她並不理我，只管哭了。」次日又記載：「二點多去找她。給她五十元讓她趕快回到東京去結婚。她說結婚真是無聊，她要去大阪工作。我並感到我們就此永別，但是我們或者此去真得不會相見了。回想過往，未免有種依依。但是我們終於昏暗的街前別了。」百合子是誰並不重要，在劉吶鷗的生命中，還會出現多位像百合子的女子，與之相愛並互相傷害。
最風流的浪蕩子，也不願自己的女兒遇到一個像自己這樣的男子。有了女兒之後，劉吶鷗希望以日本的方式教育女兒，甚至讓女兒嫁給日本人，因為在中國女性的地位實在太低了。
在跟日本朋友談及女兒的將來時，他第一次不再是「女性憎惡論者」，而視女性為人間寶物：「我將來不想將女兒嫁給台灣人。而且，在上海，我一想到女兒成為中國人的妻子，我就害怕。中國的男性表面上對女性尊敬，但私底下生活的女性，是過得多麽悲慘，一想到這，絕對不想把女兒嫁給中國人當妻子。」
本為日本人，何來漢奸說？
一九三二年，水沫書店毀於淞滬戰爭，劉吶鷗從此轉向電影事業。他熱愛電影，在戰爭的硝煙中希望繼續電影事業，在一九三九年加入由南京維新政府、滿洲映畫協會、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聯合成立的「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任製片部次長。他心裡想，在哪裡都是拍電影，對他而言，日本就是祖國，他沒有像周作人等中國文化界名流不得不「落水當漢奸」的心理負擔。
汪精衛政府中央宣傳部成立《國民新聞社》之後，一開始的社長是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劉吶鷗的好朋友穆時英很快當上總編輯，不久，又取代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一九四零年六月，穆時英遇刺身亡之後，胡蘭成介紹劉吶鷗接任。有人勸劉盡量地深居簡出、以防不測。劉此前常常在朋友面前謊稱自己是福建人，這時他已擺明是台灣人的身份，而台灣那時是日本人的管轄區域，台灣人就是日本人，所以他認為自己不會被當作漢奸視之，行動仍與往常無異。
一九四零年九月三日中午，日本電影業者松崎啓次來來中國拍攝紀錄片《珠江》，由劉吶鷗挑選地點，在四馬路的京華酒家，一共約了十三人一起午餐，討論電影拍攝問題。
餐畢，兩點十分，劉吶鷗先告退下樓，松崎啓次忽然聽到聽到四、五聲槍響：
被殺了！被殺了！傳來兩聲劉先生的聲音，還是用日文說的。
那聲音充滿力量，和平常很有精神的劉先生的聲音有些許不同。
我跑出去。劉先生仰躺在樓梯中央。他右胸前的襯衫有一顆球大小被血染紅。我一瞬間慶幸被打到的不是心臟。爲了讓出血減少，我用兩手抱住他的胸前。然而失去意識的他身體十分沉重，我使勁也抱不起他。我把他從樓梯拖到汽車。
印度人的警官揮舞著手槍在追著誰的樣子，那瞬間我想追的應該是犯人吧！……劉先生的司機邊哭邊跑來，我和他兩個人把滿身是血的劉先生抬到車裡，接著開車衝出已經拉起的封鎖線。……汽車停下來，劉先生的身體被送到醫院的手術室，醫生用放大鏡檢視劉先生的瞳孔後，簡單的說「已經沒救了」。但是我還是不放棄，我自己檢查被血染紅的襯衫上的彈孔。子彈有三發，且有一發是從右邊進去然後向左，可能打斷了動脈。
本來，劉吶鷗要趕去赴的下一個約會是跟影星李香蘭（山口淑子）商洽拍片事宜。李香蘭如約來到店裡，未料對方爽約，這不是一向守時的劉吶鷗的風格。翌日看報才知，劉吶鷗遭暗殺身亡。李香蘭再也不可能在劉吶鷗導演的電影中擔任女主角了。
劉吶鷗確實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重慶國泰戲院舉辦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會議，史山東在總結發言中宣佈：「在我們電影製作人當中，陸續出現賣國叛亂之人。叛亂者之代表劉吶鷗，已被我們親手射殺。此事，已經嚴厲的教訓了那些叛徒。」
然而，即便在非常時期，胡亂殺戮是否符合正義原則？漢奸的標凖、殺人的權力，掌握在哪個人、哪個部門手中？殺劉吶鷗並非劉吶鷗有多大的惡行，乃是要利用他的死亡製造恐怖氣氛。但是，靠恐懼來打造的「愛國心」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
從此，劉吶鷗從中國和台灣、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敘事中消失了。「忠奸之辯」是大中華歷史敘事的主軸。在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中，「漢奸」當然是「一生無足觀」的「歷史垃圾」。
然而，在抗戰期間，中國有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士以各種方式同日本佔領軍合作，他們都該死嗎？研究所謂「通敵」現象的學者蔔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指出：「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準則，也不能製造道德知識。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出錯誤的觀點來抨擊過去的歷史參與者或現在的讀者，而是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凖和條件以便精心研究。追問為什麼一些中國人選擇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是歷史研究的課題，但是探尋那時的合作為什麼對人們具有意義可能更為重要。」去「道德絕對化」的歷史研究和敘述，在華語文化圈中仍寥寥無幾。更何況，無論從法律還是文化的意義上，都很難將劉吶鷗定義為「漢奸」——反之，毛澤東和蔣介石更有「資格」被命名為「漢奸」。
在那個國族意識高漲、甚至成為對人的最初定義的時代，劉吶鷗反其道而行，以超越國籍、種族和文化的「世界人」自居。那個時代容不下這樣的人，劉吶鷗即便不死於那一場謀殺，也會死於另一場謀殺，或者國共兩黨的政治清洗。不過，讓人欣慰的是，子彈並不能戰勝文學、藝術、自由和夢想。在靈魂的意義上，向死而生的劉吶鷗比那些暗殺他的「愛國者」活得更加長久，正如他的友人所說：
在八一三以前，我對吶鷗的日本籍是毫無所聞。但是，國籍又有什麽關係呢？如果我們把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建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較長遠，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屬於中國的。反之，如果把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偉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國的文化界，去發動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人幹過這樣艱深的工作。對於中國日問題，他對我說，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日本人的長處和短處，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要由中日文化界徹底合作，探求一種新的文化，一種能夠使中日兩國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領導民族，消弭戰爭。莫論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謀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類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著他的藝術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獨裁政權的殘酷。吶鷗不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日本人，而是一個世界人。
＊作者為旅美作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1927民國之死》(八旗文化出版)]
本書作者仿效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之筆法，挑選了25位代表性人物，透過書寫他們在1927年前後的生命歷程、政治理念與精神取向，來呈現中國的真實面貌，進而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走向憲政共和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其中既包含了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胡適等重要人物，但為了突破傳統國共兩黨單一史觀的框架，余杰更廣泛地納入過去不被重視的角色，諸如其中包括代表了庶民社會的商人、農民，如劉大鵬、張幼儀；為少數民族與邊境地帶發聲的川島芳子、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有反映了列強的觀點的鮑羅廷、史迪威等外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