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現代國家社會國富成長過程，主要機制功能性，在於要扮演好整體國家資源財富分配的公允性，以至於資源/財富再分配的正義性與必要性角色。
今天，包括臺灣在內，正在激進化左傾社會主義經濟，強調「獨尊確幸福祉」真義的若干國家，其實祇是把整個治國政策理念，僅僅聚焦專注於「財富分配」，而並不在乎，甚至根本反對或否定「財富創造」及「財富儲存」，也就是祇看到國富成長三階段的「事後階段」(ex post stage)，而不見「事前」階段(ex ante stage)另兩大發主軸之更加重要。
仇富反商就是反斥國富成長
今天激進並且全盤服膺並極力推動大左傾社會主義經濟主張的政治取巧政客，幾乎無一不賣命極端上綱推崇「國家分餅機制」之緊要，而根本否棄對新興經濟國家發展成長更加優先緊要之「社會造餅機制」。
所以致此的關鍵核心盲點，以致發生嚴重國政抉擇誤謬的是，未能深刻認清：任何一個富強繁榮幸福進步的國家，一旦失卻事前階段的財富創造及財富儲存，則哪來供作全體國民財富分配的基礎或其公分母呢？這二者幾乎就是，國富成長及國家社會均富向上的根本動能機制，也正是國民錢財富裕的最緊要創出機制。
然則，過去二十多年，在臺灣快速漸進醞釀並全面性爆發的「仇富反商運動」，最大摧毀傷害的正是奠基於基層國民的財富創造與財富儲存，其所肇致之結果，卻根本更加無助於整體國家社會財富「均富而非均貧」分配的改善。
全球性財富儲存型態的大變革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幾乎所有已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財富創造權責，基本上都出自於產業經濟部門中的製造業部門，因為祇有實物工業製造業，才能夠創造出相對於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的「倍速產出」及「倍利加值」。
洎至廿一世紀服務業產業主流化的軟性經濟(softnomics)，又因可以「倍速產出」或「倍率加值」而大大替代了基本製造業甚至高科技製造業的功能地位，成為主要國家社會的國富創造新主力。
不過，直到今天，即使是在國際社會已然是最先進服務業經濟體，亦仍然未能脫離「完全動員全面產業經濟部門創造國家財富」的本質。這也正是直到今天，所謂新經濟，仍然必須依附於實物產銷所構成的經濟體制(real economy)之道理。
而自從1990年代後半直到今天廿一世紀頭兩個世代，變化最大的，應該是全球性財富儲存型態的大變革。
人類社會演進過程，國富（common wealth）所映現的，就是儲存在國民的民間財富以及人力資本個體價值的整合累聚成長；也就是說，一國經濟成長的績效，映現的是社會能量及活力蓄積與茁壯過程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