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三：
聖座大使駐節北京，對臺北方面則不派遣宗座代表，或任何由聖座直接派出、可能被解讀為外交使節的人員，但維持臺灣地區主教團的獨立運作。畢竟臺灣地區的主教們都有到羅馬述職的機會，可保有和臺北方面的實質溝通管道。
情況類似1949年兩岸分治，駐華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1951年被驅逐，停留在香港一年，1952年才來到臺灣。在1949年到1952年的這段期間，臺北方面並沒有宗座代表。
可能性四：
聖座在北京設置大使館、在臺北設立領事館，雖然總領事也是外交官，但僅向地方政府交涉。例如英國在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維持淡水領事館向臺灣省政府交涉，直到1972年與中共全面建交才撤離。
有此前例，或許設立領事館也是一個可能的作法。但當時的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的存在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對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中華民國也爭取過在臺北設立領事館，不久後就因為北京的抗議而取消。
中梵外交的後三種可能性
在一般國家的外交之外，教廷的三元特性（天主教會總部、主權國家聖座、梵蒂岡城國）導致了教廷和北京的邦交有一個非常大的變數存在，就是天主教徒對教宗的效忠。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後，國內上千萬天主教徒將可由教廷就近指揮，這對於以維穩為首要目標的北京方面而言，和教廷建交絕非其他國家可比擬。
一般國家的外交，要的是經貿利益、安全保障。例如馬其頓與提供鉅額金援的臺北斷交，轉向與北京建交，即是希望聯合國維和部隊繼續派駐在馬國境內，保障其安全，因而不希望北京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
但教廷關切的是牧靈的權力，尤其是由教宗親自任命主教。其實這也是雖然常有不穩定的風聲傳出，但臺北方面對於教廷的邦交尚能淡然面對的原因。畢竟我們難以想像北京會為了一個沒有經貿利益的國家邦交，甘冒國內有上千萬人成為潛在第五縱隊的危險。
這是一個不對等的談判局面，教廷對建交的渴求遠高於北京，但北京對建交的需求，除了宣告展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割喉戰之外，還要冒著損及中國大陸境內穩定的風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聲援了波蘭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從而推倒了東歐共產黨國家倒台的第一張骨牌。北京多年來最擔心的，就是內部不穩定危及共產黨統治，這更降低了與教廷建交的急迫性。
所以合理推論下，教廷在與北京的建交談判中，必定要拿出能讓北京滿意的政治利益。而教廷能拿出手、又對北京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足以對國內進行民族主義宣傳的勝利事蹟。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以下三種可能性的推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