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 到 1636 年間，透過商船艦隊一邊貿易、一邊進行水文探測，逐步將「海圖、海岸描述、航路指引」完善化，成為指揮官、船長與水手的謀生兼求生工具。
這時期，荷蘭商船通常是從東南亞載來香料，到日本換銀子，再用銀子跟明朝交換絲綢，也就是拿各地特產相互交換。荷蘭東印度公司高層就能參考這些水文探測資料，謹慎區別不同船隻適合的港灣與航道，並規劃這一個航道應該載運什麼商品，以及擬定後續的造船計畫，藉此減低「船亡人亡」的海運成本。
打開史料，還有沙子掉下來
擅長研讀荷蘭時期史料的鄭維中，先前是就讀臺灣大學社會系。「高中的時候，臺灣亂糟糟的，那時候補習班在中正區南陽街，下課去補習，樓下就有很多抗爭活動，」鄭維中回憶：
那時我就在想：上了大學要多認識一下，到底臺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3 年讀大一時，臺灣大學有別於其他學校，首先開放學生不用必修中國通史、大一英文、國父思想，鄭維中於是改修臺灣史、德文、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在吳密察老師的臺灣史課堂中，鄭維中發現：以前高中的部編本教科書，其實沒提到什麼荷蘭時代的臺灣歷史。
例如，部編本介紹了科學革命、大航海時代，這些事件和 17 世紀臺灣的荷蘭時代同期，但教科書卻鮮少介紹這些事件和荷蘭人來到臺灣的關聯性。「在部編本裡，這些和臺灣完全是兩個世界，我就很好奇，想要自己看看為什麼會這樣，因此對於荷蘭時代的歷史產生興趣。」
就讀臺大社會系博士班時，鄭維中獲得教授推薦參加聯合國的 TANAP 計畫，前往荷蘭國家檔案館接受基礎的荷語訓練、識讀古人書寫的花體字，還有學習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經典、海洋史基礎經典課程。
荷蘭國家檔案館收藏了這批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其中不只有荷蘭的歷史，也包含許多亞洲國家的歷史。荷蘭國家檔案館向聯合國申請經費，用以維護這些檔案；同時聯合國也要求檔案館必須訓練亞洲的歷史學者，有能力使用這些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進行研究。換句話說，TANAP 計畫除了推展史料的應用，也能讓來自臺灣、印度、伊朗、新加坡、印尼等地的青年學者互相交流，是讓檔案活化、轉化為知識的方式。
鄭維中提到，因為荷蘭很寒冷，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的保存狀況良好，不會感覺這些是三四百年前的古書。有些檔案文書收藏到檔案館後，就被編目儲存，之後就完全沒有打開過，尤其是亞洲送過來的報告，這種例子比較多。
甚至曾聽說，有些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打開後會有沙子掉下來，是幾百年前船上的沙子。
在荷蘭國家檔案館，除了鄭維中和亞洲各國的學者，通常還會有當地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在檔案館裡閱讀館藏。「長輩看到我們這些年輕人翻頁太大力，他們很害怕！因為這些古書的年歲大他們好幾輪，老先生老太太會覺得我們是在折磨這些古書。」鄭維中笑說，雖然心裡覺得抱歉，但如果不翻閱古書、古檔案，也就無法找到歷史的種種真相。
現代有些人看到史料，會立刻附加自己的解讀。但鄭維中提醒，應該要帶著同情與理解來閱讀這些古書，也就是不要急著看圖說故事。「因為這些古書怎麼會知道，三四百年之後，有一個跟荷蘭東印度公司沒什麼關係的臺灣人會去讀它，所以它不一定能回答你心裡深深欲求知道的事情。」
因此，在解讀史料時，要先了解為什麼當時的人要寫這些書、編排這些檔案，還有是要寫給誰看。鄭維中說：「先了解當時作者和讀者的脈絡，對這些古代人抱持尊重。這些思考過程累積起來，也就會對我們追尋自己的歷史很有幫助。」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回到 17 世紀福爾摩沙海域，當個荷蘭航海士！）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