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各項人工生殖相關的技術與法律上，是國際間的先驅。代理孕母於1996年3月在以色列合法化，雖然對孕母或申請人有種種規定，例如孕母必須是單身、申請人必須是有婚姻關係的異性戀伴侶等，試圖享受這項人工生殖技術的以色列伴侶，並不在少數。而以色列國會也才在最近通過修正案，將准許單身女性申請代理孕母。
以色列在1980年代，代理孕母的議題剛剛受到矚目的時候，立法禁止代理孕母（註1）。但由於一對不孕夫妻的決心，代理孕母的議題又在90年代初期，成為備受爭議的公共議題。
在1980年代晚期，蘿絲納赫曼尼與丹尼夫婦在面臨不孕時，便開始尋求人工生殖。由於當時以色列禁止代理孕母，夫婦兩人曾計畫到美國加州進行人工受精與尋找代理孕母。但因為此法所費不貲，夫婦兩人開始尋求司法管道，希望能讓代理孕母在以色列合法化。兩人開始尋求法律途徑、並藉由媒體發佈求子的消息。蘿絲主張，尋求子嗣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以色列的代理孕母禁令侵犯她的基本權利。不願上法院打官司的以色列內政部，在輿論壓力下，於1991年，特准兩人在國內尋求代理孕母，並承諾將召集專家學者，研討如何讓代理孕母合法化。
納赫曼尼夫婦的故事，並沒有因此有了快樂的結局。在這項決定出爐後，丹尼搬出他與蘿絲的愛巢，迅即與另一名女性同居，不久後丹尼還和同居人生下了孩子。
蘿絲與丹尼也因此開始進入離婚程序。但是年紀稍長的蘿絲，希望能用兩人的受精卵，繼續尋求代理孕母。蘿絲因此請求丹尼，讓她繼續代理孕母的程序，並表明自己願意在離婚協議中、放棄其他一切要求。丹尼也明理地同意了。
事件卻有了戲劇性的轉折。在兩人前往辦理正式離婚手續前，蘿絲開始擔心，丹尼會改變心意；於是便尋求律師的建議，想知道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確保丹尼履行承諾。律師於是建議蘿絲，向法院申請限制丹尼出境，直到她實行代理孕母的程序後，再解禁。蘿絲也照做了。
想當然爾，接到法院限制出境令的丹尼，非常生氣，他改變主意，主張由於婚姻破裂，不同意蘿絲單方面持續代理孕母的程序。於是先前的佳偶正式撕破臉、成了怨偶，在分居但還未辦理離婚的狀況下，兩人開始另一項司法訴訟程序，以決定受精卵的命運。此案在地方法院一審時，蘿絲勝訴。此後，丹尼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決駁回一審地方法院的判決，丹尼勝訴，因此蘿絲無權繼續代理孕母的程序。
事件再次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基於本案例在以色列首開先驅，決定讓最高法院再次聽取本案（註2）。最高法院破例進行的第二次審理，最終判決蘿絲勝訴。
除了幾度戲劇性的轉折，此案最有趣的地方，其實是法官們對蘿絲、丹尼兩造立場、基於以色列的社會、文化與宗教背景所提出的意見。
一審法官主要是站在合約法的角度、加以女權的觀點，來支持蘿絲的訴求。他認為，丹尼在婚姻出現變數以前，已同意和蘿絲一起尋求代理孕母，也因此才有兩人經過人工生殖技術所結合的受精卵。雖然現在婚姻生變，丹尼仍有義務持續履行該「合約」；再者，法官也認為，若依丹尼的意願而「變更合約」，等同對女權的侵犯。
有趣的是，最高法院最初的決定中，唯一參與決策的女性大法官，判決丹尼勝訴（註3）。她在意見書中提到，雖然為人父母、尋求子嗣，的確是身為人的基本權利，但這項權利的行使，不應建立在強迫另一方配合的基礎下；除此之外，雖然猶太教法確實提到「生養眾多」(be fruitful and multiply)，這項律令並未暗示，丈夫有被迫行使這項律例的義務。她認為，儘管自己與許多人一樣，對於蘿絲渴望子嗣充滿同情，但單單是同情也無法衍生權利。
在最高法院的二度判決中，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們主張（這次最高法院的二度判決結果是7對4，扭轉了前一次的判決結果），蘿絲渴望擁有子嗣的權利，大過於丹尼拒絕擁有子嗣的權利。其中一位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從猶太教的觀點，主張擁有子嗣的意義與價值，遠大過於拒絕子嗣的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觀察家認為，以色列在代理孕母與人工生殖法規上之所以是國際先驅，是由於社會宗教文化的因素。這其實對現代人權的訴求，形成一項有趣的對比。雖然許多支持代理孕母或人工生殖技術的團體或個人，都主張為人父母是基本人權，以色列對相關技術的支持與開放，卻較不是從所謂人權的角度。相對地，猶太教、以及猶太人歷經大屠殺的陰影，卻促使以色列的宗教組織、個人、社會及政府，對人工生殖技術採取相對支持的態度。
故事的最後結局，蘿絲在判決後，立刻開始代理孕母的過程。可惜的是，由於受精卵在幾年的訴訟後，已經不太「新鮮」，加上受限於當時的人工生殖技術，受精卵已經無法使用。所以蘿絲千辛萬苦爭取來的「勝利」，成了名符其實的「皮洛士式勝利(Pyrrhic victory)」（慘勝）。
以色列在去年才通過讓單身女性也有資格申請代理孕母的法案。目前，以色列的代理孕母議題聚焦在男性、特別是想要成家之男同志伴侶的申請資格。在10月31日、僅僅幾天以前，國會才剛在一讀時否決了有關的提議（表決結果為41贊成，49 反對；也可以解讀為算是頗具有爭議的議題）。因此單身男性或男同志伴侶，仍無法在以色列境內申請代理孕母。許多男同志伴侶因此前往美國等其他國家或地區尋求代理孕母。
在東亞的各個華語國家或社會，代理孕母仍是不合法的。以色列提供一個有趣的觀點，讓有興趣尋求代理孕母合法化的異性戀及同性戀家庭可以作為借鏡。華語社會子嗣的重視與以色列的猶太家庭有相似之處。若然，代理孕母是否能真的成為不孕夫婦與其他型態家庭或個人、尋求子嗣的希望？這點是社會可進一步辯論的。
另外，納赫曼尼夫婦的故事也凸顯了現代人工生殖技術、法律、社會與人際交錯下，不可預測與控制的部分。感情生變的納氏夫婦，是否仍應繼續人工生殖的過程，在筆者看來，就像是本案的司法過程與法官意見書一樣，是可議的。蘿絲所主張的、為人母的「基本權利」，其實對某些學派所主張的女權，可能產生些許的矛盾。若女人真有所謂「為人母」的天生基本權利，那麼所謂走出廚房、性別角色解放的議題，可能與這樣的主張相抵觸。
以色列的同性戀維權運動與組織算是蠻有力量的，因此，也許在此議題上，我們有可能在不遠的未來，看到後續的進展。
註1：1985年在美國的紐澤西州，發生了一件暱稱為「Baby M」的代理孕母爭議。孕母在生下孩子後毀約，和她的伴侶綁架了嬰兒。法院最後將監護權判給生父（精子提供者）與其妻子。但這項案例引起國際輿論、特別是歐美民眾的反感，致使許多歐美國家、包括以色列，在1980年代立法禁止代理孕母。
註2：本案上訴到最高法院時的轉折，牽涉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審理制度。基本上，以色列最高法院審理案件時，通常由三位大法官組成一個小組。也就是說，只有小組中的三位大法官會針對每個案件進行審理與討論，並非每一位大法官都參與。所以在最高法院破例對本案進行第二次審理時，最高法院的15位大法官全部都參與審理的。
註3：最高法院最初判決時，由五位大法官組成決策的小組 (panel)。通常最高法院的小組是三位大法官，但是考量此案的先驅性，首席法官決定增加為五位大法官。最後的判決是4對1，判決丹尼勝訴。
作者介紹｜謝宇棻
對新奇的事物有極高的好奇心，近幾年來對各種新興公共政策、議題產生興趣，包括：移民、人工生殖、安樂死等。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