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起來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學時，臺灣社會好像認為婦女守寡比較受尊敬。時代變化很快，一方面是女性主義的覺醒，二方面是經濟能獨立自主，三方面是社會風氣開放，以及大量吸收西洋觀念，現代人幾乎沒有這樣的想法。
寡婦守節不嫁叫做節婦，自殺殉節的叫做烈婦。魯迅在〈我之節烈觀〉（1918）有尖銳的觀察：「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舊牢不可破......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它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
元代之前，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是例外。到了元代（1271～1368），蒙古統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強加在農耕的漢人社會，使得原本屬於婦女的人身權、子女權、財產權，全都轉移到夫家。這項制度上的轉折，讓元明清的喪夫婦女被迫選擇守寡，因為這麼做最符合她們的利益。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人文、（尤其是）經濟的轉變，讓明清婦女更容易守節。換言之，明清的守節風氣，是漢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後，婦女無奈之下的理性選擇，也可說是蒙古與漢人婚姻制度的混血產物。到了民國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風氣影響，二方面有魯迅這類的見解，才引發廢止守寡的聲音。
舉幾個例子就可說明元代之前寡婦再嫁並非例外，而是常態。宋太祖把寡妹嫁給名將高懷德、程頤贊成寡侄媳再嫁、南宋名將張俊把寡媳嫁給部將、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擺不平眾多競爭者。還有許多寡婦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並無節婦與烈婦的觀念。蒙古統治漢人之前，如果女兒婚姻不美滿或女婿死亡，原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讓女兒回家居住（歸宗）。換言之，元代之前婦女的人身權，基本上屬於本家或自己。
蒙古收繼婚制的引進
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對元明清產生強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婦女的孝順對象從本生父母轉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婦在夫家守節，而不在本生家。換言之，元明清婦女的人身權，已從本家轉到夫家，寡媳有孝養公婆的義務。第二，宋代婦女的財產權不會因結婚而受損。元明清的婦女已無財產繼承權，若寡婦要再嫁，財產必須留在夫家。換言之，婦女結婚後就把財產權轉渡給夫家，失去財產的支配權。但寡婦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妝與從夫家得到的財產。第三，宋代喪偶婦女再嫁時，有權帶走子女，元明清的婦女必須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權屬於夫家，而非母親。簡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讓婦女失去人身權、財產權、子女權。
為什麼會這樣？蒙古與漢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項差異。第一，蒙古採一夫多妻制，漢人採一夫一妻制。漢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分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諸妻的地位一樣，可以贈妻或賣妻。第二，蒙古講究對女方的聘禮，但女方無嫁妝；漢人的聘禮較象徵性，但講究嫁妝。蒙古婚俗重聘禮，這是買婚習俗的延續，用以補償女方家庭的損失。漢人重嫁妝，等於是從父母那裡提前繼承財產；帶去夫家的嫁妝，也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第三，蒙古人行收繼婚（例如兄終弟及），漢人視之為亂倫。
為什麼蒙古行收繼婚？婦女結婚後被視為夫家財產，丈夫身故後不能離開，要由夫家的成員接收為妻子，稱為收繼婚。收繼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與其他妻子所生的兒子，或是其他親戚；兒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這是上自皇室貴族，下迄貧民一體風行的習俗。好處有三：一、家族繼續保有這位女性（活財產）；二、收繼者可接收寡婦財產；三、解決寡婦的生活與扶養問題。
1276年蒙古人消滅宋朝，在一世紀的統治期間引入收繼婚制，漢人經過長期的抗爭磨合，轉變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續此制直到民國初年，過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聖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規定：「今後應嫁婦人，不問生前離異，夫死寡居，但欲再適他人，其隨嫁妝奩原財產等物，一聽前夫之家為主，並不許似前搬取隨身。」這是中國史上首次明確剝奪寡婦和失婚婦女的財產權。這是蒙古人的價值觀：婦女的財產權完全操在夫家。1369年明太祖頒布相同的規定，清朝的法律仿效明朝。同樣地，在這種概念下，子女權也屬於丈夫家族，甚至連人身權都失去了。
亂倫的擔憂
再舉一例說明蒙漢的觀念差異。漢人對血親與姻親的性禁忌非常嚴格，犯禁就是亂倫。明清時期對四等親以上的亂倫視為「內亂」，最重可處絞死或斬首，但對親族外的不倫（外亂）懲罰較輕。在這種觀念下，收繼婚對漢人而言是最嚴重的內亂，完全無法接受。
蒙古人的觀念相反：對內亂的懲罰輕微，或甚至不懲罰；但與外族人的不倫（外亂），則視為家族的嚴重損失，懲罰十分嚴厲，甚至引起兩族間的仇殺。族內的不倫雖然也是犯罪，但因為沒有家族財產損失，所以內亂罪較輕。換個觀點來看，游牧民族的收繼婚是有效率地使用族內共同財產（婦女）；但對農耕定居的漢人，收繼婚是最嚴重的亂倫大忌。
漢人在元朝的統治下，必須接受蒙古的婚姻規定。經過衝突磨合，漢人調整出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均衡點：丈夫死後寡婦不願依法律被收繼，又想保留財產權、子女權、人身權，最好的辦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並未強制寡婦必須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結文狀」，寡婦就不必被收繼。
元朝統治者面對漢人的抵抗，也在調整法律的施用規定，大體而言有幾個階段性的變化：在1271年之前，蒙古人與漢人的法律分開適用。1271至1276年間，法律全面蒙古化。1276至1294年間，逐漸寬鬆地執行蒙古法律。1294至1330年間，蒙古法律逐漸漢化。1330年下令取消漢人的收繼婚：「諸漢人、南人，父歿，子收其庶母，兄歿，弟收其嫂者，禁之。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論。」
守寡是蒙漢妥協的結果
取消漢人的收繼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漢妥協的結果：蒙古的寡婦本來就留在夫家，漢人接受這一點，讓寡婦在夫家守節。對漢人而言，只要不強制收繼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對蒙古統治者來說，漢人寡婦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統治者就可以不強制收繼婚。從寡婦的立場來說，可以免除被收繼的恐懼，保住部分的自主權（人身權）。但為何不易再嫁？財產權和子女權早已移轉夫家，寡婦若要再嫁，必須放棄這兩項，意願自然減弱。再者，從婚姻市場的觀點來看，寡婦的價值比新婦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婦的財產，再嫁的機會就減少了。
整體而言，1330年之前漢人寡婦選擇守節，主要的考慮是「收繼婚的亂倫恐懼」；1330年之後選擇守節，主要考慮是財產權與子女權已移轉到夫家，再嫁就會失去這兩項重要依靠。還有兩項社會條件的搭配因素：政府表揚守寡者，以及工商業的發展，讓寡婦較有自食其力的機會。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強制漢人行收繼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揚婦女不再嫁。1304年頒布表揚守節的政令：「今後舉節婦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晚節不易，貞正著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1368 年朱元璋頒布類似的詔書：「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隨這個概念，在1723年規定：「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逾十五載以上，亦應酌量旌獎。」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給匾額，張掛在節婦家門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撥款30兩銀給個別節婦建造牌坊。具體方式隨時間地點而異，但獎勵節婦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續的。
政府雖然表揚守節，但對貧困寡婦並無特定的救濟。元代的清寒寡婦，雖然有意守節，但迫於生計只好「死一夫易一夫」。明清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較多謀生機會，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紡織業。為何不是麻織或絲織？因為麻織品普遍，附加價值低；絲織品較具技術性，市場價值高，逐漸向城鎮轉移，由男性手工匠掌握，鄉間或弱勢婦女不易參與。
明代後期棉花成為主要紡織原料，棉織品逐漸普及化，適合婦女參與生產：每兩件棉衣就有一件是從婦女織造的棉布製作的，稱為棉花革命。婦女從棉紡業的所得，高於在田地工作的報酬；棉紡業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扶養小孩。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獨立機會，守節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作者介紹｜賴建誠、 何泰寬
賴建誠
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清華大學經濟系榮譽退休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史、經濟思想史。
學術著作有：《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1912-1949》（1990，2011）、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主編，2000, Oxford UP）、《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2002，2009）、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啟超的經濟面向》（2006，2010）、《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 機，1531-1602》（2008，2010）、《王室與巨賈：格雷欣爵士（1519-79）與都鐸王朝的外債籌措》（2015）。
半學術性的著作有：《重商主義的窘境》（1992）、《年鑑學派管窺》（譯著，1996，2003）、《綠野仙蹤與中國》（1998）、《經濟史的趣味》（2010）、《經濟思想史的趣味》（2011， 2016）、《井田辨：諸說辯駁》（2012）。
何泰寬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學術專長為銀行與貨幣危機、國際金融、應用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 Modeling）。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貓頭鷹出版《經濟史的趣味》。（原標題：守寡有理？）
責任編輯／梁溶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