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是半農半牧，所以在人民公社時期才吃得到肉，農區一般只有蔬菜，其他就得靠政府配給。我們那兒不產糖，一般商店裡也買不到糖，連續好幾年的商店裡，都只有一種甜甜的黑菓子，一毛錢七粒，……那時候年紀還小，如果硬要說對當時的生活有什麼感覺的話，大概就是……每件事都在嚴格的控制之下、有種無以名之的渴望沒辦法被滿足吧？」
半生風霜、老友多半流亡海外，台灣可能是達瓦生命眾多變數裡，少數溫和而不那麼權謀的變數；在辦公室裡重複吃著味道近似藏菜「momo」（一種以薄麵皮包裹餡料的小餃子，口味繁多，以韭菜肉餡最為普遍，外型近似台灣的蒸餃或小籠包）的韭菜水餃做為工作午餐，成為達瓦默默懷念家鄉的方式。
「小時候住在氣候嚴峻的山上，只有五六戶人家，多半是流亡藏人。冬天時帶著冰渣子的風撲到臉上，像是要刮出血來一樣……」
對出生在印度、在流亡政府擔任公務員的二代流亡藏人嘉波而言，寒冬清晨使盡全力才能將積雪深埋的大門推開，這可能是成長過程中，最接近西藏家鄉的身體記憶。直到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後，三十歲的嘉波才遠赴台灣學習中文，在這之前，嘉波早已熟悉詭譎多變的印度式政治與國際社會裡日日拼鬥的「西藏式民主」，兩者對照下，台灣當下的民主氛圍顯得溫順而奇特：「你們就好像長在溫室裡的花朵，沒見識過真正的風雪，就長大了；哪像流亡藏人，開在野地裡的花，即使和溫室裡的花一樣漂亮，也無人聞問喔！」嘉波感嘆。
即便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在台灣設立宗教基金會，也讓來自流亡政府外交部的公務員處理相關事務，在台灣現行的法律當中，依舊將流亡藏人視為中國籍，受《入出國及移民法》管理，須持相關證件才有辦法入境台灣。這對大部分只持有印度政府核發的「無國籍者旅行簽證」的流亡藏人而言，簡直難如登天，也不禁令人想起在立法院悄無聲息六年多的《難民法草案》：過去也曾經是政治難民輸出國的台灣，何時才能正視其他難民的困境呢？
拿到身分證之後呢？台藏家庭：生活一直都是場辛苦的仗
廚房裡傳來「哆、哆、哆」的聲響，龍珠正在切碎手上的高麗菜，一旁是剛揉好的麵糰與尚未調味的肉餡。充當工作桌的矮櫃保留著樸拙的釘痕，以天然護木漆染成優雅的深棕色，陽光穿透白棉布窗簾，灑落在與廚房相連的餐廳裡，餐廳牆上掛著唐卡與西藏傳統樂器，「札念」，這裡是花蓮，志學新邨五百戶裡的其中一戶。
繼去年一連串的抗爭與蒙藏委員會熄燈後，流亡藏人龍珠正式取得了台灣身份証，脫離難民身分、成為台灣的一份子，不再受外國人工作居留證所帶來的20﹪高額稅金影響。在台灣與印度間往返八年的龍珠已經練就了一口咬字清晰的中文，能夠獨自應付家庭採購與生活瑣事，唯獨孩子的「在家自學計畫申請書」讓不善於中文閱讀與書寫的龍珠傷透了腦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