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初入政壇的蔣經國，大刀闊斧推動「贛南新政」
初踏入江西政壇的小蔣，有著初生之犢不畏虎之氣勢；一月十日出席省政府首次工作會報時，他侃侃而談，主張政治訓練班課程應符合時代化與實際化，宣傳工作應多招募一般民眾加入，才能有具體成果，令主持會議的熊式輝留下不錯的印象，暗地裡讚美他「發言簡要」，而其他列席省政府官員的表現，皆不如小蔣「平易發言」來得可貴。此後一段時間裡，熊進一步觀察考核小蔣，認為他表現沉厚，公開發言頗能掌握要領，因而在兩人單獨晤談時，開始面授一些從政要訣，還把一九二九年他如何協助其父蔣介石應付唐生智叛變的經歷提出來炫耀一番。老謀深算的熊式輝特地囑咐這位後生晚輩，政治圈裡「人心難測」，因此日後「用人宜注意觀其行，不可專聽其言」。
翌年（一九三九）春天，熊式輝把蔣經國從南昌調任江西第四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任贛縣縣長，轄區涵蓋十一個縣份，面積達兩萬三千平方公里，約台灣三分之二大小。這個地方自然條件貧瘠，經濟落後，直到一九三五年為止皆由紅軍掌控，當地官員貪汙腐化嚴重，烟館與賭館公然林立，地方豪紳囂張，土匪與民團公開械鬥，著實一片化外之地。熊式輝在蔣經國就任儀式上的訓詞意簡言賅：「贛州是贛南重鎮，地方猶有殘餘封建勢力存在，宜恩威並用」。來到贛南之後小蔣顯然無所畏懼，他以迥異於傳統國民黨的非典型作風，把在蘇聯學的那套社會主義治理風格注入贛南。短短數年內，該地區的變革，不論是教育建設、經濟政策、社會革新乃至幹部訓練，成果有目共睹，一時之間「建設新贛南」不只是一句空洞口號，還成了抗戰時期媒體注目的焦點。
贛南時期蔣經國異於舊國民黨的特立獨行作風，曾為他添了不少麻煩。他以強制手段禁煙、禁賭、清鄉與改革當地「土匪式」民團等老問題，得罪不少地方政治勢力，人身攻擊的黑函滿天飛，政敵們甚至打算利用他喜好輕裝簡從，深入民間，放消息要暗算他。一九四○年夏天，小蔣在贛南各地探訪民情，抵達安遠縣時，該縣新田鄉有一位綽號「唐老虎」的大土豪唐立靖，蔣久聞其名而且恨之入骨，他帶著一群手下，臨時找上門，在唐宅內搜出槍枝二十餘枝，銀幣數百枚，當即下令交出所有軍火財寶，「唐老虎」抗拒不從，蔣竟當場賞他數個耳光，然後將其強制拘捕。此事隨後在江西政壇傳開來，但不知何故，卻被描繪成「蔣專員遭土匪包圍，經衝鋒始脫離危險」。此一誤傳，加上欲謀刺小蔣的謠言不斷，讓江西省議會議長彭凌霄不得不請求熊式輝親自出面，規勸小蔣保重生命，不要再輕易冒險。
蔣經國的贛南施政，形塑往後領導風格
多年以後，當蔣經國回憶起這些往事時，反省自己犯了「力求新奇」作風的錯誤，「求奇以動人，乃是自我表現」，不禁慚愧當時其作為實在太幼稚了。然無庸置疑，三○年代蔣經國在贛南所展現的施政作為，極大程度形塑了往後半個多世紀裡，他那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領導風格；由於看不慣中國舊官僚養尊處優的習氣，小蔣以身作則，勤跑贛南各地視察，他不擺架子，短裝草履穿梭在黑巷農村內巡行，與民眾天南地北任意交談，早年俄國生活的刻苦經歷，讓他比一般官僚對於民間疾苦有著更深層的體悟。這一時期，他多次在私人日記裡真情流露出體察民瘼、濟弱扶傾，感慨：「不憂社會上有貧富之分，而憂富者欺貧，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抗戰時期中國各地因民生物價上漲所帶給老百姓的痛苦，他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敏感；一九四一年初，在日軍嚴厲封鎖下，贛縣米糧供應出現嚴重短缺，導致糧價高漲，而江西省政府又無具體對策，這令坐困縣城的小蔣憂慮非常，心神不安，最後以「計口授糧」緊急措施來度過難關。此種不以「官二代」自居的親民作風，延續了四十年之久，即使在台灣時期他當上了行政院長、總統之後依然不變，而小蔣對於民生物價的高度敏感與處置反應，以及他在贛南所提出的諸多社會革新構想，在往後不同的歷史階段與場景（上海、台灣），將繼續不斷地呈現出來。
贛南時期：行政班底養成，刻骨銘心的地下情
贛南時期一些蔣經國所結交的人物，在往後半個世紀裡，對其公私生涯乃至台灣政治發展，皆有深遠的影響。一九三九年春，一位名叫章亞若的女子透過友人介紹，進入行政專員公署服務，隨後擔任小蔣秘書，同年底並參加小蔣新創辦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蔣對這位曾經有過一段婚姻的女僚屬動了感情，兩人墜入愛河，展開一段婚外情。這段時期方良不會體貼丈夫，也不太會過日子，時常因細故與小蔣爭吵，難獲丈夫歡心。相較之下，章亞若的聰明、能幹與可愛，皆讓小蔣迷戀不已；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段時間裡，蔣在私人日記裡以「慧雲」稱呼章亞若，毫無保留地記載他對章的愛戀，坦言「感情之力量大矣」，一到沒有上班的星期假日「即自覺精神無寄託之處，心甚不定」，以不能與章見面而深感痛苦。蔣自認他愛章亞若乃「出於至誠，發於內心」，然因大環境因素，有許多對不起她的地方，蔣心中有愧，並自問「不知其能諒我之苦心乎？」
這一段地下情讓蔣經國愛得刻骨銘心，他一度以身為蔣委員長之子，無法做一個平常人自由自在生活而感到痛苦：「如慧弟能常時見面，則定能解悶。我不想名利，只想有自由呼吸，自由做人之可能。」對於無法與章亞若一起生活，他抱怨：「天下之事實在太不公道，為何不能使我滿足此小要求？雲弟如能同我在一起，則工作效力定可增加數倍。環境既然如此，惟有望雲弟幸福快樂。」一九四二年初，已懷上小蔣骨肉的章亞若自贛南前往桂林待產，此時蔣一度準備向妻子全盤吐實，並認真考慮兩人七年婚姻是否劃上句點，他所擔心的是兩個未成年子女孝文、孝章未來的生活與前途。三月一日，章在桂林生下一對雙胞胎，取名孝嚴、孝慈，五天後小蔣於贛南接此消息後，在當天日記裡寫下「心中喜極」四個字，並於兩星期後利用前往重慶公差的機會，途經桂林探視母子。眼見孩子日漸長大，章亞若對於名分的問題日益焦急，五月間她寫信給在桂林協助照料母子三人起居的小蔣舊部桂昌宗，表示內心之痛苦已到了極點。在贛南的小蔣讀到此信後，自記「心中有不安之深感」。不幸的是，章亞若於該年夏天突然亡故，其死因無確切的答案，成了一樁懸案，有傳聞指她遭到小蔣身旁「護主心切」、具有特務工作背景的僚屬所殺害，亦有稱她確實是病死而非遭到謀害，至今真相依然無解。
微妙的是，檢視蔣經國一九四二年日記原件，原本極可能記載他數次停留桂林的活動情形，以及該年八月章亞若去世前後數十天的相關頁數，如今卻不見蹤影。一九五四年十月間，小蔣曾在該（一九四二）年日記本首頁補記如下一段話：「翻閱舊日記，發現卅與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因抗戰期間之日記六本，當時曾帶在身邊，置於一箱中，並未加鎖，而且曾有一次奉命赴廈門公差，離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於此時被偷。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決無愧心事，故於心亦甚安也。」同月底，小蔣又有如下一段不尋常記載，否認孝嚴、孝慈為其庶出，而是已故摯友、贛南時期上猶縣長王繼春與章亞若所生：「繼春為人忠厚，生活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幹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並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
五○年代的蔣經國已居國民黨權力接班梯隊之林，在內外政敵環伺下，他絕無可能讓早年這段無疾而終的婚外情，成為其政治事業更上一層樓之阻礙。除此之外，小蔣也無法不考慮父親蔣介石對此事的觀感，因而必須矢口否認他與章亞若這段往事，在日記裡撒謊。儘管如此，真相終究無法被永久遮掩，早在八○年代中期，華府外交與情報圈即認定這對雙胞胎確為蔣經國所生。蔣經國去世後，其子孝武、孝勇也逐漸接受父親早年外遇生子此一事實。一九四九年後這對雙胞胎兄弟輾轉來台，儘管從未被父親公開接納，卻依然在刻苦環境中力爭上游，日後分別在學、政界有所成就。一九九四年底，章孝慈於東吳大學校長任內訪問北京時，因腦溢血中風陷入昏迷，一年之後辭世；蔣孝嚴則自九○年代起活躍於政壇，經歷諸多黨政要職，其子蔣萬安在二○一六年踏入政壇後，亦被視為台灣政壇的明日之星。
贛南時期一位名叫曹聚仁的新聞工作者，是蔣經國當時往來密切且尊敬有加的友人。一九○○年曹生於浙江浦江，早年曾在上海擔任中學教職，抗戰爆發後改任中央社記者，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率先報導轟動海內外的「台兒莊大捷」。同年底他因在南昌採訪而結識蔣經國，除了結交國民黨要員外，曹聚仁於一九三九年前往皖南地區進行戰地採訪時，也與駐守當地的中共新四軍將領葉挺、陳毅等人相識。一九四○年春，曹攜眷定居贛南，與小蔣開始深交，兩人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蔣在推動地方政務之餘，時常向他口中的「曹老師」請益，力邀他擔任專員公署參議，但被曹婉謝。極為重視新聞與宣傳工作的小蔣，於一九四一年秋天著手改組《新贛南報》為《正氣日報》，曹不但積極協助，翌年起並擔任《正氣日報》總主筆。一九四三年初，報社遭日軍轟炸後，曹聚仁受小蔣之託，一肩扛起艱困的復原工作，同年春天，蔣經國自贛南前往重慶謁見父親蔣介石時，他帶著曹同行，並將其引介給國府要員。如此一位相交甚深的摯友，到了五○年代卻成了蔣經國眼中的「流氓」與「盜賊」；本書稍後將論及中共高層如何透過當時以「自由媒體人」身分旅居香港的曹聚仁，作為向國府高層傳達信息、進行和平統戰的重要管道，而曹本人對此事的積極活躍，一度讓台北政壇與美、台關係掀起萬丈波瀾，並對蔣經國的名聲帶來不少傷害。
與章亞若同為三青團江西幹部訓練班同學的王昇，也是在此一時期與蔣經國結下深厚淵源；幹訓班結業後，王昇因成績優異而受到小蔣重用，被派往贛南地區幾個最偏僻艱困的縣份，推動清鄉保安工作，頗有成效，此後追隨蔣經國長達半世紀之久。章亞若去世後，王昇擔負起與章家聯繫、私下關照孝嚴、孝慈兄弟的特殊使命，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後，他協助小蔣推動國軍政戰業務不遺餘力，成為兩蔣父子將意識型態與政治忠誠深植軍隊的頭號反共健將。一九七五年夏天，隨著王昇出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地位益加重要，在軍中已凝聚成一股龐大勢力，加上外界對蔣、王之間私交深厚的主觀印象，讓政壇上下對王昇極為敬畏與忌憚。台、美斷交後，王昇奉命籌組「劉少康辦公室」，統籌台北對北京政治鬥爭與反統戰之重任，這段期間他的權勢達到顛峰，甚至被西方國家視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最後他因位高權重，樹敵太多，遭蔣經國放逐至南美洲擔任巴拉圭大使。王昇從雲端跌落谷底，自此遠離權力核心，也結束他呼風喚雨的時代。讀者將在本書接下來的相關章節裡，感受到王昇對台灣政壇的影響。
八年抗戰後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初，蔣介石命蔣經國兼任新成立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職務，此後小蔣往來穿梭於贛南與重慶之間。一年後，日軍進逼贛南，他被迫離開工作與生活長達六年之久的贛縣，遷居重慶，心中的依依不捨與對當地百姓的擔憂，充分反映在此時的日記與函電裡；在致江西省政府的離職電報中，蔣感慨︰「一旦遠別，真不啻罔若失矣。弟服務贛南數載，心血今已盡付東流，往事已矣，夫復何言？」他期盼國軍早日收復失地，重建必有希望。從江西來到西南大後方，蔣經國的事業也開啟一扇新窗；中央幹校的性質類似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培養國民黨革命幹部與專業人才為宗旨，老蔣頗有以此一新職讓其子以該校為基地，逐漸培養其個人班底之深層用意。
從一九四四年夏天起，抗戰局勢加速惡化，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深入中國西南各省，攻勢銳不可擋，甚至連重慶也面臨威脅，國府一度有遷往昆明之打算。為配合蔣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動員號召，蔣經國奉命接掌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後改制為青年軍「總政治部」，隸屬中央幹校），他從此開始涉入軍隊的政治工作。初掌青年軍總政治部時，小蔣曾嚴厲警告僚屬「不要在政工班內做特務工作」，可見他對情報業務與部隊政工之間的分際，有一定之堅持。然短短數年後，國府遷台初期的小蔣，竟然一人同時兼掌情治與政工大權，或許是他始料未及者，而小蔣欲在青年軍內部拓展政工業務，與當時欲全面主導青年軍的軍政部長陳誠發生嚴重的衝突，抗戰時期兩人之間的芥蒂，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繼續延續下去，讓陳誠與其追隨者，成了台灣時期小蔣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艱難考驗。
蔣經國在重慶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時，一位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名叫李煥的學生，頗得其賞識，此後李煥一路追隨，成為日後小蔣在台推動青年與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七○年代起小蔣主持國政後，李煥成了國民黨內推動「本土化」與提倡開明政治路線的指標性人物，與同一時期王昇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形成鮮明對比。蔣在中央幹校的學生群當中，還有兩位日後在台灣頭角崢嶸，一位是一九四九年後成為報業鉅子的余紀忠，另一位是同樣在新聞媒體、文化與宣傳工作扮演重要角色，曾於五○年代擔任蔣介石新聞秘書的楚崧秋，這批所謂「幹校系」成員，在國府遷台後與小蔣贛南時期的班底，同被視為台灣政壇上「太子派」的核心，在蔣經國日後的權力路上有襄助之功，卻也製造不少麻煩。
作者介紹｜林孝庭 Hsiao-ting Lin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原標題：初試啼聲）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