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郊區奉賢區有一處叫海灣園的公墓區，這裡不但是許多人的骨灰安葬地，其中一座知青博物館也安放了上海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博物館裡沒什麼人，除了幾組表現1960年代響應「知青下鄉」時人們興奮在車站歡送的蠟像，就是一區一區的介紹文字和照片，還有許多知青捐贈當初下放農場的證件和隨身物品。
有人說，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人口移動主要就是兩回事：前10年是城市青年向農村遷移，然後是大量青年返城，城市試著消化這些人口；後20年則是農村人口大量往城市遷移。
日前北京驅逐「低端人口」，掀起「什麼樣的人有資格留在城市、誰能決定民眾去留」之辯，也提醒了眾人，人為命令在中國的人口移動政策始終扮演重要角色。
回到上海知青博物館。「知青」是當年對知識青年的簡稱，其實多數是只有初中學歷的年輕人。知青下鄉在1955年還是一項志願的、鼓勵的農村墾荒政策，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逐漸變成了一項大規模的運動，學生們被安排到國營農場、工廠、偏遠農村工作和生活。
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城市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而且大學已經停招，中學畢業生無所事事；一方面也是服從中共領導人毛澤東1968年底下達的指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呼應毛澤東的指示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欠缺發展的城市加上廣袤荒蕪的農村，此後10年間，官方的命令陸續調動了全大陸約1700萬名知青，上海就占了120萬人。青年一批批離去，曾經標榜造反有理的紅衛兵，也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城市來的孩子來到貧瘠農村，就算再有雄心壯志要改造當地，也會逐漸對眼前茫然的未來感到懷疑。知青博物館裡一張張不乏宣傳意味的青年歡笑勞動照片，到了1978年，變成了雲南知青到北京請願的新聞照片。
他們拉著寫上「我們要見華主席（華國鋒）」的布條遊行，下跪、甚至絕食，訴求很簡單：知青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不再要求上山下鄉，已下鄉的知青可以回到自己所屬的城市。
知青的故事還得由知青來說。1995年，上海推出一檔電視連續劇「孽債」，講述當年遠赴雲南西雙版納的上海男女知青，在當地戀愛成家，婚姻生活各有滋味。數年後他們得知可以返回上海，許多人便拋下沒有上海戶口的另一半及孩子返家。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孩子們偷偷結伴到上海來找自己的爸爸或媽媽，卻發現他們已經另外成家。編劇葉辛曾是個下鄉10年7個月的知青，這齣連續劇創下了42.62%的高收視率。
知青的過去沒有沉寂，甚至也成為台灣文學書市裡的一景。上海作家金宇澄是唯一作品同時入圍2018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和非小說類的作家，兩部作品內容都和他的7年黑龍江知青歲月有關。有的知青故事則脫去悲情，被妝點神聖的色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年輕時曾經插隊的山西延安梁家河村，就成了紅色教育的聖地，甚至還有導覽網站。
知青返城已經超過30年了。葉辛曾在電視節目上說，青年全部返城讓上海一時間變得很擁擠，滿街都是人，住房裡也擠，房間不夠就睡地板、閣樓。
1980年代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經濟步入成長。1990年代中期，上海等大城市開始大規模拆舊建新。2000年後，農民工大量進城務工。截至2016年，中國已有2.8億名戶籍在農村、人卻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
城市究竟還能容納多少人？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官方都在執行拆除違建，一方面整治市容，一方面逼退外省市來的底層民眾，或透過戶籍相關制度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
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者卻認為，「城市乘載力是個偽命題」，即使是自然資源如水電的供應，都會因為技術不斷克服難題。
陸銘在部落格發表的文章中說，直接管制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無法保證這是最優規模，用行政手段來調整人口的「素質結構」也沒有科學依據，應當讓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扮演主導角色。源於「不要在城市吃閒飯」的強制遷移知青政策已經結束，面對如今更多「想留在城市吃一口飯」的人，如何讓城市居民生活得有品質、符合公義，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一大考驗。 （相關報導： 國際場合一提到就斷訊，中國不敢公開的惡行！抄家驅趕、死了最好，「低端人口」揭密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