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狂作家李敖不只寫小說，竟然還搞舞台劇！他道出李敖做這個新嘗試的野心

今年11月，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開了幾場「北京法源寺」的舞台劇，從票房的銷售狀況與筆者親臨現場的感受來看，可以推知這並不是一場很成功的舞台劇。其實，這樣的結果是本文所可以預見的，怎麼說呢？除了故事的主題──中國的前途、國家的存亡、家國的情懷──和當前的臺灣觀眾「不接地氣」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和該「作品」本身的「原型」──《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有關，而這個看似「不成功」的文本，其實正是李敖先生「實踐」他自己對於「小說未來應如何發展」此一問題的具體結果，本文擬對此做一些簡要的分析。

李敖先生的「小說觀」：兼論「舞台劇」的表演特質

我們處在一個「影視技術」發達的時代裡，各種「影像聲光」可以快速、便利、廉價的交流與傳遞，這樣的變化驅使著我們去思考，時至今日，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創作還會有前景嗎？針對這個問題，李敖先生可謂用其人生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來「實踐」他對這個問題所找到的答案。

如大家所熟知的，李敖先生對於「小說」的發展有一個相當鮮明的觀點：

「正宗小說起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 S. 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後己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李敖，1991年，〈我寫「北京法源寺」）。

這個看似「偏激」、「武斷」的「小說觀」，其實是源自於李敖先生對於當代「影視科技」大幅進步後的反思與觀察。他試圖為「以文字為載體」的「小說」找出其「不可取代」的面向度，從而為現代文學開出一條活路，免於被「聲光影像」打倒的頹勢，「文學作品」必須要和「影視作品」有所區隔，才能成功「突圍」，而「突圍」的方法在於「加強僅能由小說表達的思想」，因為要比「說故事」、比「賞心悅目」的傳播力與感染力，以「文字」為載體的「小說」肯定玩不過以「影像聲光」為載體的「電視劇」和「電影」。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當這部作品以「文字」以外的形式呈現時，是註定要失敗的；而這樣的失敗，卻又恰好證明了這部小說的成功，因為它的精髓正在於「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東西—「思想」。李敖先生是這樣為自己的作品定調的： （相關報導： 揍到嘔出血塊、再壓著頭叫他「吃掉」…白色恐怖受難者訴說50年前台灣最黑暗一頁 ｜ 更多文章 ）

「『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 B. 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譏」（李敖，1991年，〈我寫「北京法源寺」）。

或許，正就是在這「詳人所略、略人所詳」之間，就決定了這部作品以「舞台劇」的形式登場會出現的結果，因為「舞台劇」和「講演」、「說書」不同，它成功的要素在於如透過「對話」與「情節」來彰顯每個角色的「性格」與其在戲裡的「身份特質」，如再配上一些音樂、舞蹈、乃至於魔術與特技表演，讓台上台下、戲裡戲外打成一片，會讓整個場子更顯得熱絡與逗趣。即使是單就「故事內容」取勝的作品，舞台劇也必須要有比電視劇、電影更「誇大」的動作與「鮮明」、「強烈」的角色對比，才能達到相近的效果，但這些正是《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最不講究的「技巧」。

再者，以一般文學作品的「人物論」來看，這部小說也是相當匱乏的，我們可以發現，李敖先生筆下的每個人物說出來的話都是「李敖式的語言」，他是透過這些歷史人物之口來說他自己的話，使得這些人物看起來似乎只有一種個性、一種談吐、一種思維方式，就是「李敖性格」。因此，我們等於是戲台上，看著「李敖們」穿著不同的衣物、配著不同的打扮在說話，說著冗長而複雜的考證與論辯，這也就難以使台下的人在那有限的時空下入戲了。

李敖先生的文學嘗試成功了嗎？評李敖先生的「小說觀」及其問題

然而，在「舞台劇」表現上的失敗，就足以證明李敖先生在文學上的嘗試成功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邏輯上這是說不通的。更重要得是，評斷一件事情的「成敗」，端看你用什麼樣的「標準」和「角度」來加以「檢視」，而這又得再次回到李敖先生對於「成功小說」的「標準」來探討。

如前所述，李敖先生認為，處在一個「影視傳媒」當道的時代，以文字為載體的小說僅能從加強其「思想」的負載亮來扭轉頹勢、開創新局，所以，承載「思想」的豐富度成了評判成功小說的一個重要指標。但耐人尋味的是，「影視作品」真的無法傳遞與表達「思想」嗎？李敖先生所稱的「思想」，其意旨為何？是「思想觀念」（idea）呢？還是人類內心的「思考活動」（the action of thinking）？是抽象的哲學「思辨」（dialectic）？還是人類對於未知將來的「求索」（speculation）？有哪些是「僅能由小說來表達」，又有哪些是「影視作品」所能呈現的呢？對於相關的問題，李敖先生並沒有加以說明。

若單就「思想觀念」（idea）的傳播來看，對現代科技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來說，「電影」和「戲劇」的宣傳力與感染力絕對勝於「小說」。以成龍的電影《十二生肖》為例，這部於2012年底-2013年間在世界各地上映的電影，背後其實承載著一個重要的思想──「文明古物應該回歸各自的祖國，這個思想其實是建立在對西方世界與東方文明古國接觸的歷史反思，認為這些在前幾個世界各地掠奪來的「贓物」不應該在市場上被拍賣，這些被收藏在西方世界的「掠奪品」應該回到各自應有的地方，同時也揭露了古董拍賣市場的運作模式與種種黑幕。

巧妙的是，就在這部電影上映沒多久，於2013年4月2日，法國的皮諾家族即宣佈將其收藏的「圓明園十二生肖銅首」—鼠首、兔首—無償捐贈給中國，姑且不論其「動機」為何，即使是市場考量、政治考量、出名搶曝光，總也要「大眾關注」才會「有成效」，相對於我們每個中學生都讀過的課文—〈久違了，故人〉—其影響力當不可同日而語。那麼，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作品，真的就沒有未來了嗎？本文並不這麼認為。 （相關報導： 揍到嘔出血塊、再壓著頭叫他「吃掉」…白色恐怖受難者訴說50年前台灣最黑暗一頁 ｜ 更多文章 ）

「文字」卻有其「不可取代性」存在，「精準繁複的思辨與論證」正是「文字」所獨占、「影像聲光」所無法取代的。再以第一流的電影人成龍為例，他可以透過觀看大量的影劇作品、現場的實務經驗與相當的人際互動來煉就其專業，不必然要乞靈於「文字」；但我們幾乎無法想像一為律師或哲學家可以不透過「文字」來學習、涵養其專業。

因此，李敖先生確實點到了破口，但他最大的問題在於沒能兼顧「文學」、「小說」本身應有的「技巧」，而不在於其觀察。他總是過於強調「對立」而忽略了「結合」、只願「獨行」而不願「從眾」、只想「跳脫」而不肯「借用」。事實上，文字是比影視有更多更自由的呈現方式，視角、觀點、敘事方式⋯⋯等，它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它是比影視傳媒更有條件可以「加強」與「兼顧」 的。可惜，李敖先生並沒有在這方面花太多的心思，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文學嘗試並不能算是成功。

李敖先生的文學嘗試失敗了嗎？兼論中國小說「偷渡」的文化傳統

但，李敖先生的文學嘗試，真的失敗了嗎？同樣的，也要看你從什麼樣的角度來加以檢視。從一般「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這部小說並不成功，它雖然承載了很多深刻的「議論」，但卻沒有成功的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但這種「一般的文學標準」正是李敖先生自己有意區隔的，他要寫的是一部「強烈表達思想」的「歷史小說」，一部「影視聲光」所無法取代的「小說」。從這個角度出發，經過實際的閱讀體驗，至少不能說它是失敗的。

它裡面許許多多的議論，是我在舞台劇現場無法快速理解與弄清楚的，裡面也確實承載了某些只有「文字」所能承載的「概念」、「歷史知識」與高強度的「抽象的哲學思辨」，像故事裡穿插了晏嬰、侯嬴、荊軻、趙氏孤兒⋯⋯等典故，讓讀者會想要去找出相關的材料來進一步閱讀，又或者裡面以線大水利的觀點來解析「盜湖為田」的歷史記載，或穿插了對古代民間生活的介紹，如：補碗、走鑣、刑場的「綴元」⋯⋯等等，這些技巧性的穿插，你可以說是李敖先生要「顯擺」自己豐厚淵博的知識涵養，也可以說他是想要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偷渡」、「傳遞」文化歷史知識。

這種透過「小說」的形式來「偷渡」、「傳遞」個人「思想」與「歷史知識」的傳統，是中國古代小說固有的特色。近的如梁啟超在1902所寫的《新中國未來記》，梁透過這部小說兩位主人翁的辯論，來呈當時對輿論界對「中國前途」的交鋒與探索，遠的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而《東周列國志》更是由清朝雍正年間南京城裡的一位教書先生蔡元放編定評點而成，好用來「教弟子讀書」呢！這個傳統，也出現在活躍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李敖身上。他在1979-1980年替遠流出版社編了《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並為每一部演義做了引介性的序文；也在1990年的最後一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不同的是，在「影視科技」發達前，「小說」是「民間的文學」，在「影視科技」發達後的今日，「小說」變成是「文人的文學」了！

因此，本文認為，在「文學史」上，這樣的「小說觀」與立基於其上的「實踐」與「嘗試」，是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的。若從這層意義來看李敖先生的這部作品，我們至少不能說它是失敗的。 （相關報導： 揍到嘔出血塊、再壓著頭叫他「吃掉」…白色恐怖受難者訴說50年前台灣最黑暗一頁 ｜ 更多文章 ）

「小說」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轉折：敖之先生難為敗，影視科技難為勝

「故事」是「小說」這個文類在「定義上」（by definition）的最基本要素，不「說故事」的文章就不應該稱作「小說」。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小說」有其光輝的一面，大儒梁啟超先生嘗謂：「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1902年，〈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然而，隨著影視科技的發展，時至今日，「小說」的地位似乎已漸漸被電視、電影給取代了。這當中出現了一個相當奇妙的轉換：在「影視科技」發達前，「小說」是「民間的文學」，在「影視科技」發達後的今日，「小說」變成是「文人的文學」了！

李敖先生可謂以自身之力「反思」並「正視」此潮流的作家，他透過實際的書寫行動來「實踐」他反思這股時代浪潮後的「文學構想」。李敖先生絕非「頑固守舊」的「抱書奴」，他早在1960年代就和當時的「電影人」有過互動，甚至曾經「演」過劉家昌導演電影的「製片人」，他在1980年四季版的《李敖全集》第1冊裡留下一些和當時「電影人」的書信紀錄，更在其中的一篇文章說「『關心中國的電影事業』，原本就是我關心的許多主題之一，對我一點也不矛盾」（李敖，1980年，〈「花落誰家」與「頭落誰家」〉），只是他仍選擇把精力投注在「文字」上，而「文字」也卻有其不可取代之處。

雖然，李敖先生的「嘗試」可能犯了「質勝文」的毛病，但確也精準的點出影視科技「文勝質」的問題，至於要如何進一步使「小說」與「電影」分別在「技巧」與「思想內容」上相互靠攏，更貼近「文質彬彬」的境界，可能還留待吾輩之「讀者」與「觀眾」實際去「感受」與「探求」了。

以一人而抗一時代之風潮，

敖之，敖之，

雖敗亦豪哉！

＊本文在撰寫的過程中，亦參看相關的書籍與評論，特別是關於《北京法源寺》的「人物刻劃」與「舞台劇特質」的部份，更是承曾遊娜、吳創與楊照之觀點來加以發揮，特此附記，不敢掠美：

曾遊娜、吳創，2003，〈《北京法源寺》的文學性〉，曾遊娜、吳創，《長袍春秋》，臺北縣中和市：INK印刻，頁239-291。楊照，「評論李敖：李敖與文學」，李敖研究，研究李敖。

作者介紹｜曾文顥

曾文顥，1988年生，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畢業，喜歡思考與閱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一齣舞台劇的失敗與一部小說的成功？——評介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及其「小說觀」） （相關報導： 揍到嘔出血塊、再壓著頭叫他「吃掉」…白色恐怖受難者訴說50年前台灣最黑暗一頁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林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