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裡面許許多多的議論，是我在舞台劇現場無法快速理解與弄清楚的，裡面也確實承載了某些只有「文字」所能承載的「概念」、「歷史知識」與高強度的「抽象的哲學思辨」，像故事裡穿插了晏嬰、侯嬴、荊軻、趙氏孤兒⋯⋯等典故，讓讀者會想要去找出相關的材料來進一步閱讀，又或者裡面以線大水利的觀點來解析「盜湖為田」的歷史記載，或穿插了對古代民間生活的介紹，如：補碗、走鑣、刑場的「綴元」⋯⋯等等，這些技巧性的穿插，你可以說是李敖先生要「顯擺」自己豐厚淵博的知識涵養，也可以說他是想要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偷渡」、「傳遞」文化歷史知識。
這種透過「小說」的形式來「偷渡」、「傳遞」個人「思想」與「歷史知識」的傳統，是中國古代小說固有的特色。近的如梁啟超在1902所寫的《新中國未來記》，梁透過這部小說兩位主人翁的辯論，來呈當時對輿論界對「中國前途」的交鋒與探索，遠的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而《東周列國志》更是由清朝雍正年間南京城裡的一位教書先生蔡元放編定評點而成，好用來「教弟子讀書」呢！這個傳統，也出現在活躍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李敖身上。他在1979-1980年替遠流出版社編了《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並為每一部演義做了引介性的序文；也在1990年的最後一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不同的是，在「影視科技」發達前，「小說」是「民間的文學」，在「影視科技」發達後的今日，「小說」變成是「文人的文學」了！
因此，本文認為，在「文學史」上，這樣的「小說觀」與立基於其上的「實踐」與「嘗試」，是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的。若從這層意義來看李敖先生的這部作品，我們至少不能說它是失敗的。
「小說」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轉折：敖之先生難為敗，影視科技難為勝
「故事」是「小說」這個文類在「定義上」（by definition）的最基本要素，不「說故事」的文章就不應該稱作「小說」。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小說」有其光輝的一面，大儒梁啟超先生嘗謂：「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1902年，〈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然而，隨著影視科技的發展，時至今日，「小說」的地位似乎已漸漸被電視、電影給取代了。這當中出現了一個相當奇妙的轉換：在「影視科技」發達前，「小說」是「民間的文學」，在「影視科技」發達後的今日，「小說」變成是「文人的文學」了！
李敖先生可謂以自身之力「反思」並「正視」此潮流的作家，他透過實際的書寫行動來「實踐」他反思這股時代浪潮後的「文學構想」。李敖先生絕非「頑固守舊」的「抱書奴」，他早在1960年代就和當時的「電影人」有過互動，甚至曾經「演」過劉家昌導演電影的「製片人」，他在1980年四季版的《李敖全集》第1冊裡留下一些和當時「電影人」的書信紀錄，更在其中的一篇文章說「『關心中國的電影事業』，原本就是我關心的許多主題之一，對我一點也不矛盾」（李敖，1980年，〈「花落誰家」與「頭落誰家」〉），只是他仍選擇把精力投注在「文字」上，而「文字」也卻有其不可取代之處。
雖然，李敖先生的「嘗試」可能犯了「質勝文」的毛病，但確也精準的點出影視科技「文勝質」的問題，至於要如何進一步使「小說」與「電影」分別在「技巧」與「思想內容」上相互靠攏，更貼近「文質彬彬」的境界，可能還留待吾輩之「讀者」與「觀眾」實際去「感受」與「探求」了。
以一人而抗一時代之風潮，
敖之，敖之，
雖敗亦豪哉！
＊本文在撰寫的過程中，亦參看相關的書籍與評論，特別是關於《北京法源寺》的「人物刻劃」與「舞台劇特質」的部份，更是承曾遊娜、吳創與楊照之觀點來加以發揮，特此附記，不敢掠美：
曾遊娜、吳創，2003，〈《北京法源寺》的文學性〉，曾遊娜、吳創，《長袍春秋》，臺北縣中和市：INK印刻，頁239-291。
楊照，「評論李敖：李敖與文學」，李敖研究，研究李敖。
作者介紹｜曾文顥
曾文顥，1988年生，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畢業，喜歡思考與閱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一齣舞台劇的失敗與一部小說的成功？——評介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及其「小說觀」）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