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超過20年，每年演講場次逼近上百場，NGO國際經驗15年以上的褚士瑩，有一天卻發現再也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為了突破瓶頸，他跟著法國老師奧斯卡‧柏尼菲上哲學課，結果一上課完完全全被打回原形，被老師追問得「體無完膚」。經過這場魔鬼訓練，他寫下震撼所見所聞……
果然，就像在學校，只要沒預習功課的學生一定會被老師抓到，奧斯卡好死不死點名到我頭上：「你對蘇格拉底在歐緒弗洛篇（Euthyphro）關於『虔誠』 的對話熟悉嗎？」「不是很清楚。」我語帶抱歉地說。
奧斯卡立刻停下來，教室的空氣瞬間僵住了。「什麼叫『不是很清楚』？」奧斯卡整個身體朝著我轉過來，這絕對是他要火力全開的前兆。「咦？我說錯了什麼嗎？」一時之間我像不知道做錯了什麼的孩子，立刻心慌意亂。
「不是很清楚，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只知道一點點。」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連歐緒弗洛篇在講什麼都不曉得，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說知道一點點比說完全不知道，要來得有面子一些，所以就勉強這麼說了。沒想到奧斯卡一點也沒有放過我的意思：「一點點？」他說，「那告訴我你知道的那一點點是什麼。」「這……」我頓時面紅耳赤，好像被抓到說謊的小孩。
「你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奧斯卡追問。深呼吸了一口氣，感覺到所有的眼睛都聚集在我身上，我充滿恥辱地一字一句說：「對不起。」
「你跟我『對不起』做什麼？」奧斯卡用鼻子哼了一聲，「我能拿你的『對不起』做什麼？我應該覺得高興嗎？」不知不覺，我犯了他的另外一個大忌，但是我要到後來才知道。「所以你這時候應該說的是『對不起』嗎？」我像犯錯的小朋友那樣搖搖頭。我感覺到自己正在接受真心話大冒險裡面的懲罰，但是比對外大喊「我是豬」，或是當眾扭屁股一分鐘還要屈辱。
「所以你應該說什麼？」「我不知道。」我拿奧斯卡完全沒轍了，只能完全放棄。「動輒得咎」這成語的起源，根本就是奧斯卡的學生發明的吧！
沒想到，奧斯卡卻樂了。「沒錯，答對了。你剛才的答案應該是『我不知道』，而不是『只知道一點點』，哲學思考裡，沒有什麼叫做知道一點點，因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用哲學， 做自我諮商練習
雖然這只是一個小插曲，而且每個同學遲早都會給自己惹上不同程度的麻煩，像我這樣，知道太少也不行，但像祕魯的大學哲學教授夫婦，知道太多也不行，被說成「帶著哲學的壞習慣「躲在哲學的象牙塔裡面鑽牛角尖鑽不出來」，並沒有比較好。總之真的就是「動輒得咎」，沒得話說了。
整天我都很認真在想這個問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是很簡單的事嗎？為什麼我做不到？」我知道，這是奧斯卡給我的一節自我哲學諮商練習。按照奧斯卡的訓練，首先第一步，我必須釐清，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還是文化的問題？語言的問題？我立刻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在亞洲，我們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總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一點都不知道，習慣的反應總不外乎是：
1、用很含糊的方式說「不是很清楚」，或是「知道一點點」來替代承認「我不知道」。
2、發出「喔喔喔」「嗯嗯嗯」這種意味不明的聲音，讓對方覺得我好像知道，但是保留著一旦被追問的時候，辯解「我剛才又沒有說我知道！」的權利。
3、會說「好像聽那個誰誰誰說過」或是「好像最近在電視哪個什麼節目上看過」，藉著把毫不相干的第三者拉進來，把自己不知道的責任推出去。
4、明明不知道，但是先說「我知道」，後來搞清楚以後再回頭解釋「剛剛我以為你在說那個什麼什麼……」。
5、只有很少數的人，確實會說「我不知道」。
何時開始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其實滿羨慕身邊那些可以輕易地說「我不知道」的歐洲同學，在他們的身上，我甚至看到一種自信，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彷彿光榮地向世人宣告：「我就是不知道！」蘇格拉底不是說他像一隻獵犬一樣追尋真理的足跡，「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偉大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都可以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不知道」是說不出口的髒話？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沒有辦法誠實說『我不知道』的？」
然後我想到小學課堂上，我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老師，對不起，我不知道。」我看到童年時比一般孩子身形還要弱小的我，恐懼地小聲回答。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老師暴跳如雷的樣子，「我不是教過了嗎？考試考這題出來，你可以回答『我不知道』嗎？」然後，我就跟其他孩子一樣，變成再也不敢說「我不知道」的人，慢慢地，長大以後變成不敢說「我不知道」的大人。
小時候我看到校長站在台上，長大以後看到政府官員站在立法委員面前接受質詢，我可以輕易辨識他們的伎倆，他們其實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自己的嘴裡會吐出什麼話來，但是他們還是逼迫自己口若懸河，一直說、一直說，什麼都說了，就是說不出「我不知道」這四個字。
慢慢地，我就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原來在社會上，想要變成成功的人，是不可以說「我不知道」的。想通以後，我也就沉沉睡去了。
說「我不知道」很丟臉？
隔天早上，奧斯卡沒有忘記在開始上課之前，指名要我交代為什麼說「我不知道」對我這麼難。於是我把小時候在學校不允許說「我不知道」的陰影，描述給其他同學聽。我看到大多數的歐洲同學們，都露出驚訝的神情。
「只有你的老師這樣嗎？還是大多數老師都這樣？」有人問。「我從小到大，在亞洲大多數的老師都是這樣的。」我回答。包括奧斯卡在內，都用非常同情的眼光看著我。
「有沒有人能說出『不知道』的好處是什麼？」
「在我們國家，無論是哪一個科目，如果有一個學生說『我不知道』，老師會說：『太有趣了！那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知道什麼呢？』「一個芬蘭的中學哲學老師說：」當這個學生把他知道的部分說清楚了，大家明白他不知道的是什麼部分以後，老師就會問有沒有哪一個同學能夠用清楚明瞭的方式，解釋給聽不懂的同學聽，這樣我們當老師的，也才有機會知道那些覺得自己懂的學生，理解是不是正確，或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來講述一個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是從學生彼此的對話，才知道癥結點在哪裡，甚至引發出一些老師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挑戰老師也去思考，所以有人『不知道』，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於是大家紛紛告訴我，他們認為說「我不知道」的好處。「直接說『我不知道』，就避免需要假裝知道、繼續說謊」、「說『不知道』，奧斯卡就不會繼續追問下去」、「我有時候明明知道也會說『我不知道』，這樣人家才不會因為我太聰明而嫉妒我。」一個俄羅斯哲學博士後研究生這樣說完，大家都笑了。
於是，我從小對於說不出「我不知道」的心結跟羞恥感，就這樣解開了。「Parrhesia」，我在舌尖反覆咀嚼這個陌生的古希臘字，知道從此以後我可以擺脫「社會化」的沉重包袱，凡事實話實說，心裡輕鬆多了。雖然奧斯卡的方式超級激烈，但是我看到奧斯卡重現蘇格拉底時代的對話與辯論，用詰問來引導人思考，就像蘇格拉底教導學生的時候那樣，從不直接給予知識；而是透過引導，甚至是一些震撼（astonishment），讓學生透過思考與辯論，自己找出真理。
作者簡介│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
擔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的緬甸聯絡人，協助訓練、整合緬甸國內外的公民組織，包括各級NGO組織、少數民族、武裝部隊、流亡團體等，有效監督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Group）、亞洲開發銀行（ADB）及世界貨幣組織（IMF）在缺席二十多年後重回改革中的緬甸，所有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都能符合財務正義、環境正義，以及其他評量標準，為未來其他各項金融投資進入緬甸投資鋪路。
回台灣的時候，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等，希望更多優秀的人才能夠加入公民社會，這個領域的專業人才能夠一起做得更好。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大田出版《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擺脫思考同溫層，拆穿自我的誠實之旅》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