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親傑米·斯皮爾斯（Jamie Spears）從2008年起就一直是她的法定管理人，或者叫成年監護人，這是由於對布蘭妮的精神健康有所擔憂。
媒體對這個崩潰歷程的緊密報道，《衛報》（The Guardian）的電視版副主編漢娜·戴維斯（Hannah Davies）說，彰顯了「對於布蘭妮是嚴重缺乏同理心」。
「一種明白的去人性化發生了。一種感覺就是布蘭妮的行為被看作是存在於一個平等宇宙，脫離了所有那些處在聚光燈下所承受的焦慮和壓力。」
「那些對她的審判還那麼受到社會的接受——想想所有那些嘲笑她崩潰的周邊小商品，那些說布蘭妮活過了2008年的賀卡和馬克杯。回頭去看，我覺得那些東西感覺是那麼低俗。」
播客《Standard Issue》的作者兼聯合主持人珍·奧福德（Jen Offord）認為，社會傳統上一直「將不信任女性或者不認真看待她們的健康當成社交共識」。
「我和布蘭妮大致同齡，所以我想直到剃光頭事件的那段時間以前，我都沒想過原來是媒體對她特別地狠，」她說。
「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領悟，她到底病得有多嚴重，可是圍繞這一切的公共傳播卻是那麼持續不懈地不友好。」
之後的觀念轉變來自於人們對精神健康以及媒體在當中的角色有越來越多的了解——特別是在去年《戀愛島》（Love Island）主持人卡羅琳·弗拉克（Caroline Flack）死亡之後。
「在她自殺之後，公眾忽然極度關心媒體的友善程度，但是我們作為公眾，消費的正正是那些對她圍追堵截的文章——沒有我們對主人公有時非常明顯的精神狀態下滑，這些文章就不會被寫出來。」
「仁慈不應該只是事後反思才有。」
新媒體平台不斷崛起，明星的隱私權該如何平衡？
於是，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對待名人的方式有所軟化了？
評論人士麥克·賴特（Mic Wright）說，去年對於少女組合「混合甜心」（Little Mix）成員潔希·尼爾森（Jesy Nelson）離隊時那些指出需要保護她精神健康的正面回應，顯示媒體明白了這一切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赤裸裸地殘酷」。
「小報知道自己要在嘴上敷衍一下對精神健康和隱私權的關注，但是它們仍然對於某些明星特別癡迷，要將他們放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他說。
但是儘管有越來越強的意識，但是漢娜·戴維斯仍然不肯定明星的生態系統是否一定變得更友善了——還是說，僅僅是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演變出了一個「新的行業結構」。
「我認為，我們現在對精神健康有更好得多的認識，但是即便如此，看著布蘭妮承受狗仔隊的高談闊論，以及那樣的新聞標題，並不是2000年代末獨有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