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台灣通過〈大學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此後，各大學發展各種量表、指標、限期升等等工具和規則，作為貪婪機構對從屬工作者的治理術。
對學術工作者而言（特別是年輕學者），為了展現他們對組織機構的獻身、對工作的忠誠以及提升績效，除了長時間地投入工作外，要顯現自己很有生產力的策略還有：少談或避談工作以外的生活，包括家庭責任；總是呈現為工作忙碌的狀態，沒有私人時間 (Drago et al., 2006) 。
總之，不管實際上是否有承擔家庭責任，都要佯裝成「無家累」的狀態，特別是女性學術工作者。在現有的學術文化下，談太多工作外的責任，不僅會威脅專業形象，也會引起對工作不投入的質疑。
從工作價值到照顧價值：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Anne-Marie Slaughter (2016) 在〈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一書中，指出主流社會將工作表現作為衡量成功人生的指標，並忽略有酬工作之外的價值。工作優先的價值觀，不僅將「工作」窄化為可在市場上轉換為貨幣金錢的勞動，也貶抑其他需要投入時間、勞力與心力的活動，特別是傳統上多數由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
工作優先的價值，也忽略我們作為具身化 (embodied) 的工作者，在勞動的過程中，儘管往往不強調或是漠視身體的存在，但工作的完成時時仰賴身體的現身。而維繫我們身體的，正是那些被視為是不重要的瑣事的積累，包括家戶內的各種勞動，以及家戶外透過購買取得的服務或是產品，也包括親密關係或是人際網絡中，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照顧與關懷。（出自：https://endofcapitalism.com/2013/05/29/a-feminist-critique-of-marx-by-silvia-federici/）
回到大學這個貪婪機構，在新管理主義影響下，大學的運作越來越企業化，當它以各式的量表和指標監控個人表現的同時，個人也有意識地回應機構對於個人時間、體力、心力的索求，並不時計算自己是否達到機構的期待。Kathleen Lynch (2010) 指出，漠不關心 (carelessness) 的文化並非是高等教育的新現象，但新管理主義正當化「漠不關心」文化的道德價值，長此以往，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指標的工作被賦予優先順位，被犧牲的是那些難被命名、肯認的隱形工作 (invisible work)，例如：照顧－連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基礎。
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貪婪機構的批判，更需要價值的翻轉，重新檢視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認同，成為用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重要標準。「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能只停留在政策的倡議與執行，還必須改變那些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工作與職場文化。作為學術工作者的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
作者／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原文標題：「現身」的必要：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責任編輯／郭丹穎
對職涯或未來出路有些疑問，需要過來人的建議？快來提問，讓學長姐幫助你！
請關注風傳媒特別企劃「學長姐說」，也歡迎加入FB社團進行討論！
請看 FB社團-學長姐說 ！
學長姐說也歡迎讀者分享您的經驗，意者請將基本資料及文章寄至opinion@storm.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