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和T相識在連續三天的學術工作坊，正在讀博士班的他，戴著眼鏡，非常符合埋首研究、年輕斯文的學者形象。會議場上，T穿著整齊清爽的格子襯衫，一如多數的男性學術工作者，不走花俏的打扮路線，宣告著自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好像是第二天，我們有機會進一步攀談，從彼此的研究關懷，聊到共同認識的學術同儕，言談間，T的雙眼晶亮，不時透露著他對學術工作的熱情。我可以想像日後的他，在學術舞台閃閃發光的模樣。
直到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聊天的話題，終於沒那麼「學術」，T問我，有了孩子之後，要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語氣裡帶著些微的焦慮和不安。我這才認識在學術人身份之外的T，今年10月，他將初嘗做父親的滋味。最後和T的談話，把我們從高來高去的智識雲端，拉回最真實的世界，學術工作者僅是我們擁抱的多重認同之一，同時，我們是媽媽、是爸爸，是我們所愛之人的重要他人。
尋找作為學者的多元典範：從「仙人」到凡人
想起自己大學時在社會系的求學經驗。儘管班上同學組成的男女性別比約為一比四，系上的教師組成卻只有1位女教授。私下聊天時，老師偶爾會隱隱感嘆學術環境與大學組織對女性的不友善，好像也間接回答了她為什麼維持單身的狀態。那時候，系上有幾個學術涵養令人十分景仰的男教授，我總是很享受上課時，老師們對理論的精彩演繹，以及知識討論的饗宴。不過，我有時還是覺得困惑，這些「仙人」等級老師，似乎真的不食人間煙火，鮮少聽他們談及「私領域」的生活，不論是伴侶、孩子或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他們最重要的另一半，儼然就是學術工作。
當時，我以為這是唯一的，作為學者的典範。專業形象的建立，在我們避談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煩惱，不過多的暴露自己，我們被要求嚴格的區分前後台的自己，理性永遠主導前台的表現，愛恨嗔癡只能留給公眾燈光探照不到的後台。成為社會學者的路上，我們缺乏另類的典範。
我的碩士班指導老師，是女性主義者，也是社會學家。畢業近20年後，印象深刻的，除了她帶給我的智識啟發，還有無數個週四下午，我騎著摩托車載她飛奔花蓮機場的路上，她分享孩子點滴的趣事。我看到嚴謹的學者和溫柔的母親，是兩種不必然水火不容的身份。只是，我們缺乏制度性的支持，維繫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共容 (reconciliation)。（出自：http://www.wornthrough.com/2017/02/on-teaching-fashion-academic-mobility-for-women-and-mothers/）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我們如何變成「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的學術勞工
我有一個4歲的孩子，雖然我們家的生育率略低於台灣的平均值，但應遠超過女性學術社群的平均數（雖然只是我的印象資料）。在我能觸及的社群網絡中，單身的女性同行是常態，已婚沒小孩的很多，一個孩子的不少，我的大腦雷達僅能勉力搜尋到少數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迄今，我還是常被問道：「你們要準備生第二個嗎？」但關切的往往不是來自學術圈的女性友人。（我也想趁機公告：不要再問了！）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幫助我們將看似個別化的婚姻、生育選擇轉化為公共議題，甚至是集體的困境。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Joan Acker (1990) 認為將組織結構視為性別中立的預設，妨礙我們對工作具身化 (embodied) 本質的認識。抽象的工作描述、階層關係，以及組織內普遍的概念性思考，在在預設個人是去肉身化 (disembodied)、無差別的存在，沒有看見工作者作為真實人的需求，包括維繫基本生命延續、心理、情感與社會性等不同面向。唯有全心獻身組織，專注工作，捨棄個人的愛慾，才能被組織認可、悅納。
對忠誠工作者的要求和想像，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性別體制的分工基礎之上，一個成功的（男性）工作者能賣身給工作，背後是為他負擔所有再生產工作與責任的（女性）伴侶，但後者具身化 (embodied) 的勞動往往不被看見與肯認。組織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 L. Coser, 1974) 之一，不僅要求從屬的學術工作者要給予專業工作高度的優先順位，也無法容忍他們展現其他有損工作表現與生產力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角色與責任。貪婪機構對工作者的控制是透過幽微的權力運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身體規訓，它培養個人的自願性順從，蠶食鯨吞他們原本花在組織機構外的時間和心力，逐漸切斷他們在機構外的其他連結，包括：家庭、親密關係、朋友社群，甚至是休閒娛樂等等。（出自：https://grade5-6dmps.wikispaces.com/outstandingwork）
美國一份關於學術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 (引自Sullivan, 2014) 指出，大學學術工作者的「立業」(career building) 和社會期待的「成家」(family building) 階段幾乎重疊，不僅要面對升等壓力下的高勞動強度，還得回應育兒工作的高密集需求，在傳統性別分工影響下，對女性更是不友善。不難理解，為什麼單身不婚，或是不生養小孩，成為女性學術工作者普遍的選擇。
2005年，台灣通過〈大學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此後，各大學發展各種量表、指標、限期升等等工具和規則，作為貪婪機構對從屬工作者的治理術。
對學術工作者而言（特別是年輕學者），為了展現他們對組織機構的獻身、對工作的忠誠以及提升績效，除了長時間地投入工作外，要顯現自己很有生產力的策略還有：少談或避談工作以外的生活，包括家庭責任；總是呈現為工作忙碌的狀態，沒有私人時間 (Drago et al., 2006) 。
總之，不管實際上是否有承擔家庭責任，都要佯裝成「無家累」的狀態，特別是女性學術工作者。在現有的學術文化下，談太多工作外的責任，不僅會威脅專業形象，也會引起對工作不投入的質疑。
從工作價值到照顧價值：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Anne-Marie Slaughter (2016) 在〈未竟之業：為何我們無法兼顧所有？〉一書中，指出主流社會將工作表現作為衡量成功人生的指標，並忽略有酬工作之外的價值。工作優先的價值觀，不僅將「工作」窄化為可在市場上轉換為貨幣金錢的勞動，也貶抑其他需要投入時間、勞力與心力的活動，特別是傳統上多數由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
工作優先的價值，也忽略我們作為具身化 (embodied) 的工作者，在勞動的過程中，儘管往往不強調或是漠視身體的存在，但工作的完成時時仰賴身體的現身。而維繫我們身體的，正是那些被視為是不重要的瑣事的積累，包括家戶內的各種勞動，以及家戶外透過購買取得的服務或是產品，也包括親密關係或是人際網絡中，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照顧與關懷。（出自：https://endofcapitalism.com/2013/05/29/a-feminist-critique-of-marx-by-silvia-federici/）
回到大學這個貪婪機構，在新管理主義影響下，大學的運作越來越企業化，當它以各式的量表和指標監控個人表現的同時，個人也有意識地回應機構對於個人時間、體力、心力的索求，並不時計算自己是否達到機構的期待。Kathleen Lynch (2010) 指出，漠不關心 (carelessness) 的文化並非是高等教育的新現象，但新管理主義正當化「漠不關心」文化的道德價值，長此以往，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指標的工作被賦予優先順位，被犧牲的是那些難被命名、肯認的隱形工作 (invisible work)，例如：照顧－連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基礎。
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貪婪機構的批判，更需要價值的翻轉，重新檢視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認同，成為用來衡量自己與他人的重要標準。「家庭與工作的平衡」不能只停留在政策的倡議與執行，還必須改變那些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工作與職場文化。作為學術工作者的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
作者／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原文標題：「現身」的必要：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責任編輯／郭丹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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