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到重病插管、被綁在床上的病人，都會升起這樣的念頭──「要是得落得這種下場，還不如給我一針，在夢中死了算了！」
但是，為什麼不是「好死」就是「賴活」，不是「活死人」就是「安樂死」呢？為什麼我們的選擇如此有限呢？
英格利斯事件
湯瑪士．英格利斯（Thomas Inglis；22歲）於2007年7月，與人喝酒時發生爭執而受傷，在前往醫院的途中，又從救護車上摔落，導致腦部嚴重損傷。接受降腦壓的手術後病情逐漸好轉，醫師也表示湯瑪士會康復。然而湯瑪士的母親法蘭西絲（Frances；五十七歲）認為，必須透過維生系統與二十四小時照護的兒子十分「悲慘」。
由於她學過看護，取得大量海洛因，注射到住院中的兒子身體裡，好讓兒子從「悲慘」的狀態中解脫。當時好險醫護人員及時發現，湯瑪士才免於一死。然而，因殺人未遂而處於保釋期間的法蘭西絲，最後竟然偽裝成嬸嬸，潛入湯瑪士出院後居住的護理之家，擺脫所有看謢人員的阻止，躲進湯瑪士的病房，對他注射超過致死劑量的海洛因。這起事件發生於2008年11月。
法蘭西絲在法庭中主張：「心懷惡意奪人性命者才是殺人，我心中懷抱的是母愛，所以不是殺人。」法官在2010年1月20日，以「法律沒有『仁慈的殺人』概念」為由，宣判法蘭西絲犯下殺人罪，處以無期徒刑（至少必須服刑9年）。
吉德戴爾事件
英格利斯事件發生一個月之後，也就是2008年12月，發生了吉德戴爾事件。琳．吉德戴爾（Lynn Gilderdale）罹患慢性疲勞症候群（CFS/ME），從17歲開始便臥病在床。她在31歲時，懇請照顧她十四年的母親凱．吉德戴爾（Kay Gilderdale）協助她自殺。
原本是看謢人員的凱，花了一小時嘗試說服琳放棄自殺。但是她的死意堅定，凱最後還是給了琳致死劑量的嗎啡。琳自己用點滴注射嗎啡後並未死亡，最後是凱把嗎啡等錠劑壓碎，連同空氣一起打進點滴，促使琳死亡。凱的行為明顯具有殺人意圖，而以殺人未遂與協助自殺罪起訴。但是凱只承認協助自殺，否認殺人未遂。
英格利斯事件判決後六天的2010年1月26日，陪審團駁回了殺人未遂的罪名，判決凱犯下協助自殺罪，處以一年緩刑。法官批評檢控署：「起訴滿懷愛心、為女兒奉獻的母親打從根本就是錯的。」實際上，凱可說是贏得無罪釋放。
當時，檢控署署長根據最高法院的命令，針對前述的柏迪興訟案，蒐集各界對於指引草案的意見，即將發表最終指引（發表時間為2月25日）。前述兩起事件的時間，正好與柏迪興訟案重疊。英國社會面對這兩起事件的判決結果時，期盼近親協助自殺能根據最終指引不受起訴的聲浪水漲船高。2008年開始瘋狂討論的議題─立法允許醫師協助自殺，此時更是白熱化。
凱．吉德戴爾走出法院玄關時，隨即受到眾多媒體包圍，成為立法允許協助自殺的「代表」。她接連接受媒體訪問，訴說十四年來照顧女兒，而女兒期望自殺使得她「心碎」─社會大眾為了凱的犧牲而落淚、感動、瘋狂。這股風潮，使得大眾轉為批判判決法蘭西絲無期徒刑的陪審團，也批評以殺人罪起訴法蘭西絲的檢察官：「這種判決毫無同理心。」
「根據指引來看，應該判無罪。」「明明兩者都是母愛為出發點，為什麼一邊無罪，一邊是無期徒刑？」「法令不可以左右搖擺。」「母愛與犧牲不應該受到法院制裁。」「應該立法准許以愛為名的殺人。」「應該要修改法令。」之前便主張協助自殺立法的知名人士紛紛登上媒體，大家異口同聲主張：「應當立法允許近親協助自殺！」
英國在頒布指引之後，英國國內依舊持續各種推動立法允許醫師協助自殺的運動，例如推動立法最有力的先鋒─上議院議員范克林（Falconer）與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作家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組成協助死亡研究委員會，由范克林擔任委員長、普萊契出資。委員會建議應當修改法律。
全身癱患的男性東尼．尼克林森（Tony Nicklinson）要求醫師協助自殺而興訟。之後，范克林議員在2013年5月，提出允許協助自殺的法案。
協助自殺是違法行為，法律沒有「仁慈的殺人」概念
但是，當英國瘋狂討論英格利斯事件與吉德戴爾事件的判決結果時，卻忽略了幾點問題。首先，依照目前英國的現行法規，協助自殺無庸置疑是違法的。檢控署署長在柏迪興訟案時反覆強調，只要國會一天不修改法律，協助自殺就是違法行為。
然而，最高法院要求檢控署署長訂定指引，以決定起訴標準時，全國都陷入彷彿協助自殺一事即將立法通過的興奮情緒。就連吉德戴爾事件的法官，都受到社會風潮影響，失去了冷靜判斷的能力。
第二個問題，則如英格利斯事件的法官所言，法律認定的概念只有「協助自殺」和「殺人」，並不包括「仁慈的殺人」。吉德戴爾事件的法官批判此案「根本不應起訴」，檢控署署長則反駁「法律不承認『仁慈的殺人』」。但是，協助自殺與殺人的界線究竟在哪裡呢？最終指引的定義如下：
「儘管僅是依照對方的期盼而執行，結束他人生命的行為，依舊是殺人或過失致死。」
「犧牲者因嘗試自殺而失去意識時，倘若之後執行導致犧牲者死亡的行為，儘管執行者是依照犧牲者明確的願望而執行，依舊視為殺人或過失致死。」
一位肌萎縮側索硬化症男性患者，在尊嚴診所自殺的影片中，一位職員把摻有毒藥的飲料吸管遞到他的嘴邊，表示：「你必須自行喝下這杯飲料，證明是基於自己的意志決定自殺。」換句話說，協助自殺與殺人的區別在於，致死的行為究竟是由誰來執行。
一想到兩起事件都是母親懷抱殺人的意圖而犯下罪刑，我反而覺得，吉德戴爾事件的陪審團認定凱只犯下協助自殺罪的判決，教人難以理解。
英國輿論批判英格利斯事件的陪審團缺乏同理心，然而當時，湯瑪士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未表示期盼死亡。討論是否立法允許協助自殺時，最重要的條件應該是「自決權」。儘管如此，完全無視於當事人意願的英格利斯事件，被英國輿論吹捧為「母親以母愛為名，殺死兒子是值得讚美的行為」。由此來看，英國人自行拋棄了「死亡自決權」論，就連「協助自殺」與「殺人」的界線都逐漸模糊了。
不僅英國，英語系國家的媒體也經常使用仁慈的殺人一詞。最近則是開始出現「協助臨終」（assisting in dying/assisted dying）這些名詞不是法律的概念，定義也十分模糊。我深深擔心原本應當仔細區別、慎重討論的問題，因為這些名詞統統混為一談，導致認可的對象無限擴大。
「身心障礙者不值得活著」的價值觀
另一個遭到眾人忽視的問題點是，兩起事件的犧牲者都不是疾病的末期患者。湯瑪士雖然腦部受到嚴重損傷，卻有康復的機會；琳罹患的是慢性疲勞症候群。
兩人雖然都是重度障礙者，卻不是死亡已經迫在眉梢的病患。在這個國家，剝奪健全人士的生命原本是違法的行為，討論的焦點應當是末期患者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時，可否執行死亡自決權。但是，英國國民卻允許父母以愛為名，剝奪身心障礙者的生命，甚至還讚美這種行為。
這難道不是因為認定身心障礙者比健全人士低等、身心障礙者悲慘到不值得活下去嗎？這種存在於社會全體潛意識中的價值觀，使得許多人將「重度障礙」視為「疾病末期」。
英國上議院在2009年7月，否決《自殺法》修正案後，《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副總編，發表了一篇名為〈協助自殺─這究竟和身心障礙者有何關係？〉的文章。文中激烈批判立法協助自殺是認可末期病患的死亡自決權，與協助自殺無關的身心障礙者不要插嘴，以免導致議題模糊。但是，觀察英格利斯事件、吉德戴爾事件，以及英國大眾對於兩起事件的反應，可以明顯看出安樂死、協助自殺的議題，並非與身心障礙者毫無關係。
順帶一提，2010年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麥克唐納（Margo MacDonald）議員，在蘇格蘭議會提出協助自殺的法案時，原本設定的適用對象，包括肢體障礙永遠無法恢復、無法自立生活而感到痛苦者。由於遭到激烈的批判，只得刪去這項條件。
作者｜兒玉真美（Mami Kodama）
1956年生，現居廣島。京都大學學士，美國堪薩斯大學碩士。從事高中與大學的英文教學工作後，轉任翻譯與寫作。1987年生的長女為重度身心障礙人士。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光現出版《死亡自決權：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