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立佛．薩克斯這位知名的神經外科醫師，在所著的《錯把太太當帽子的男人》一書序文中曾說自己「對疾病與人同感興趣」。他提到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為醫學帶來了一個有所限制的工具：病歷。在臨床上，病歷描述的是疾病的進展過程，薩克斯認為有病史可以參考確實很好，但缺點是，因為「病史告訴我們的不是一個人和他的歷史；病史毫不涉及患者本身，從中我們看不到這個人面對疾病的奮鬥與求生經歷」。他進一步闡述，我們不應該將疾病與本身各有不同的真人病患分開看待，這些人才是疾病宿居的主體：
在狹隘的病歷中，並無「主體」。現代的病史，提到患病的主體時，只是一筆帶過，例如，「第二十一對染色體白化症女性」。但簡單一句話，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拿來形容老鼠。要恢復以人作為中心主體—承受痛苦、折磨與疾病抗爭的那個人—我們必須加深病歷的深度，使其成為一篇敘事或故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看到一個真實的人、一名病患與疾病的關係，以及與肉體的關係。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檢察官身上，檢察官也必須對罪行和人同感興趣。當然許多罪行並沒有可以明確界定出來的被害人，但是當被害人確實存在，處理這件案子時的動能與方式就應該要有所不同。即便是最優秀的檢察官也會因為要為案子舉證而心力耗竭，擁有高超法律與調查技巧的檢察官，很可能會忽略了自己的工作應該要更溫柔地照顧到被害人的感受。當檢察官或執法人員夜半時分仍在梳理通話紀錄、檢視監視畫面、撰寫起訴書草稿，或透過繁瑣的程序申請搜索令和竊聽資料時，有血有肉的罪案被害人很可能早已被他們拋到腦後了。而這種疏忽潛藏著非常大的隱憂。
當然持平而論，保持某種程度的抽離還是必要的。如果一位已經有多年經驗的腫瘤科醫師或負責偵辦殺人案的警探，每次做完診斷或看到冷血謀殺都還會大崩潰，我們會認為此人的能力不足，不適合這份工作。醫師與警察在面對鮮血和死亡時，都要能控制住自己不崩潰大哭或是昏厥在地。
於此同時，若以專業之名刻意保持太過疏遠的距離，也會有損案件整體，並使決策過程變得不公正。如果你不努力把被害人放在心上—那個承受著痛苦、折磨，努力抗爭著的人，那麼風險就是，你會危害到被害人在法庭上獲得司法正義的機會。你必須真心想為被害人奮戰，因為案子裡實在有太多一眼就能看穿的不足之處，讓你有藉口可以放棄起訴。
因為，讓我們面對現實吧。若不能對被害人抱持著堅定的態度，尤其是那些弱勢、無能、神智混亂，甚或是不值得同情的被害人，那麼顧慮是否敗訴的心情，很可能會壓過你想要為他們取得司法正義的衝勁。罪案的被害人就跟一般人一樣，身上也背負著許多過往的包袱，很可能不討人喜歡、難搞、愚蠢、不老實、頑固、誇張、情緒化、反覆無常、報復心重，或是讓人摸不著頭緒。他們也可能不肯配合，或是太想有所表現。他們會犯錯，就像蘇安曾錯認巴姆的共犯。這些都會影響你為案子所做的決策，也會左右案子是否得以順利起訴，就像布朗克斯地檢署當時面臨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