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們就讓案子上法庭進行審判了。
在開場陳述中，塔提雅娜以極具諷刺效果的方式來敘述這個案子。而在辯方的開場陳述中，聯邦辯護律師珍妮佛．布朗（Jennifer Brown）完全沒有回應關於鈔票比對相符的問題。相反地，就如同檢察官說，辯方律師保證會要求蘇安做證，藉此對她進行「蕩婦羞辱」，讓她二度成為被害人。
辦方律師將焦點放在蘇安的生活方式上，包括她來往的對象和生活的環境。所有問題都集中在蘇安之前的犯罪紀錄、職業以及吸毒的狀況，在在都顯示辯方的策略就是要以二度傷害蘇安來打贏這場官司。布朗小姐在一次交叉詢問時，問了蘇安非常多關於她的工作與客戶方面的問題：「所以你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對嗎？你的客人很多，對嗎？你為了要有好表現，無論客人說什麼都會盡力滿足，對嗎？他們想聽什麼你就會說什麼，對嗎？有些男人喜歡聽別人說他們有多厲害，對嗎？」
其實辯方對蘇安所採取的詰問方式，就跟巴姆的心態完全相同，這麼說一點都不誇張：怎麼可能會有人相信她是受害人呢？肯恩對陪審團這麼說：「她對被告來說是個輕而易舉的獵物。大家都知道她是個妓女，誰會相信她？她是個很容易得手的目標，要從她手上把錢搶走實在太容易了。」
儘管辯方攻擊被害人的人格，對她輕蔑地嘲弄、傲慢地詆毀中傷，但最後陪審團會相信誰呢？他們相信蘇安。
由於她的生活背景和過去的紀錄，這個帶有偏見的法治系統曾經自動將她歸類到「不可信」的類別中。因此當判決出爐宣判被告有罪時，蘇安雙膝跪倒在地，哭了起來。她在向檢察官團隊道謝時說：「從來沒有人認真看待過我。」
肯恩和塔提雅娜在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經手過非常多重大案件。塔提雅娜就曾在第一審時，將紐約州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史凱洛斯定罪，之後又在第二審時將紐約州議會議長蕭華定罪。但塔提雅娜跟我說，在這麼多次的勝訴中，贏得起訴巴姆的案子，可以說是最讓他們感到心滿意足的一次，因為這次的勝訴為被害人的人生帶來了很大的不同。
我本來對此案幾乎毫無所悉，因為這並不是一般美國聯邦檢察官會處理的案子，而在接觸到案子的細節之後，我的感想是，這件案子所具有的意義，就和我們所處理的其他案子一樣。不只是對被害人意義重大，也對打官司的團隊意義重大，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個說法更是意義深遠。此外我也覺得，少了像是塔提雅娜、肯恩和巴特勒警探這些願意起身奮戰的公務員，司法正義絕不可能實現。
在我們這一行，痛苦和戲劇化的情節是家常便飯，潛藏的風險就是我們在面對一個個承受痛苦傷害的人時，會漸漸無感，對方變成是職業化的一種標準配備，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本來是要進行協助的專業人士，會對這些人所遭受的痛苦變得習以為常且麻木不仁。我想這就像你得要是個很特別的腫瘤醫師，才會對第一千位診斷出罹癌的病人，懷抱著與你第一次診斷罹癌的病人相同的同情與牽掛。隨著時間過去，我想對有些人來說，那種在對方病榻前展現的關懷之情，會變成是件在事後才想起來應該要做，或讓人感到麻煩的事。即便是最優秀的醫師都可能只專注在疾病這個抽象的概念上，而不是活生生存在於眼前那位受到病痛折磨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