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在天津發生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傳教士在清末《天津條約》簽訂後，開始在割地進行傳教工作。但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傳教士與民眾屢屢出現摩擦，有時形成大規模的抗爭衝突，被稱為教案。當時外國傳教士常以辦理慈善活動的方式吸引中國人民入教，而育嬰堂是傳教士經常舉辦的慈善機構，用來收容大批無家可歸的孤兒，但這樣的舉動卻常引起民間的懷疑。
公元一八六二年，法國天主教神父衛儒梅在天津開辦仁慈堂養病院。一八七〇年四五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案。六月初，由於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時常有孤兒患病而亡。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於是，每天都有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六月二十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口販子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教堂。這造成了導火線，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六月二十一日清晨，數千名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民眾發生口角和肢體衝突。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總督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打死了知縣的僕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祕書，之後又殺死了十名修女、兩名神父、另外兩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兩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和三十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四座基督教堂。六月二十四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要求處死負責此事的中國官員。
此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被派往出面解決。當時朝廷內部分為「打」與「和」兩派。打的一派認為：民心不可失，因此主張與外國軍隊進行決戰，以快萬眾之心；和的一派認為：清軍目前無力開戰，一旦打起來可能引起新的禍端，侵略聯軍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國藩軍事出身，對於清軍的戰鬥力自然非常熟悉，因此，認為主打的一派的意見並不可行，目前清朝根本不宜也無力與外國軍隊開戰，遂定下了「拚卻聲名以顧大局」的處理原則。經過調查後，曾國藩「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處死主犯民眾十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將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法國、英國等四十六萬兩銀子，並派師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結果，朝廷人士和民眾均甚為不滿，曾國藩的聲譽也大受打擊。曾國藩因此被人痛罵是漢奸、賣國賊，天津成了曾國藩的「滑鐵盧」， 後來他自己也承認：「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其實整個事件中，曾國藩又能做什麼呢？法英俄等駐華公使聯合抗議，並以軍事威脅。事涉外國，勢難窮追到底，恐怕這是曾國藩最為遺憾之事。試問一個以軍功得聲名的人，難道會甘願屈辱地向敵人投降嗎？他何嘗不想開戰？他何嘗不想痛擊侵略者？但他和當時的清朝有這個能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