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曾國藩憂心忡忡，他意識到中國要自強禦敵，必須船堅炮利，而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因此，才會在公元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奏稿中說道：「目前資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曾國藩是最早進行洋務運動的，所以被人稱作中國「洋務之父」、「近代化之父」。在洋務運動期間，共創辦過二十多個軍事工廠，而其中最早的就是曾國藩創辦的安慶軍械所。一八六一年，曾國藩攻陷安慶後，創辦了安慶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在他的支援下，一八六四年初，安慶軍械所製成了中國第一艘木質輪船「黃鵠」號。一八六五年，容閡從美國買回機器，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上海共同創辦了洋務運動中規模龐大的軍事企業之一——江南製造總局。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創辦了翻譯機構和兵工學校，以培養機械製造方面的工程技術人才。試問一個如此致力於「兵強」的人，會是那種甘願受欺負的人嗎？可惜的是，中國洋務運動開展得太晚也太短，教案發生時，洋務運動的正面影響還沒有顯現出來，清朝還是那個「落後只能挨打」的清朝，曾國藩實在無能為力。
曾國藩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但民情洶洶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受命處理此事的曾國藩深知此事為難，而又不得不奉旨行事。曾國藩早知自己此去十分兇險，甚至寫好了遺囑，帶病前往。審判的結果不言而明，清政府軟弱無能、忍辱退讓，只能屈從洋人。但這樣的屈從對於曾國藩又意味著什麼？試問一個堅決反對借洋兵助剿、主張遣散阿思本艦隊、痛恨「媚夷」之人，要他不戰而降、忍辱偷生是一件多麼難以接受的事情？但曾國藩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將各種委屈往肚子裡吞，他反覆籌思，向侵略者作出讓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場新的戰禍，一場可能導致清朝甚至整個民族經歷更大痛苦的戰禍。他清楚地意識到，一場戰禍的損失遠遠大於他個人因天津教案所帶來的損失和屈辱。「拚卻聲名以顧大局」，簡單的一句話，飽含了多少無奈和心酸？
公元一八七〇年冬季，曾國藩在一片咒罵聲中離開了北京，回到南京，第三次就任兩江總督。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病逝於兩江總督衙門。朝廷得知曾國藩病死任上，遂輟朝三月，追贈他為太傅，諡號文正，後入京城昭忠寺、賢良寺，並在原籍、南京等地建立專祠，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給予他漢族大臣中最高的禮遇。
這樣的人，筆者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評價，也許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的評價更適合概括曾國藩的一生。
「豈唯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