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韓國導演奉俊昊在一片鎂光燈中輪流舉起手中小金人，微笑看向各家媒體的攝影大哥。奉俊昊在這天以電影《寄生上流》抱走奧斯卡四座大獎，其中包括最佳影片獎，是奧斯卡史上唯一一部獲得此最高榮譽的「非英語電影」，奧斯卡影史從此改寫。
在奪下大獎、改寫影史後，奉俊昊的名字一下子竄上搜尋引擎熱門關鍵字，各家媒體無不想盡辦法爬梳他過去經歷和作品。令人意外的是，創作歷時逾二十年的奉俊昊，歷來累積電影作品卻僅有七部，其中更多是以犀利寫實的視角挖掘常人所不忍睹的社會現實。讓人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會讓一個土生土長的韓國男孩，決定花費二十年光陰去紀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故事，去拍攝不討喜且沉重的題材？
成長於風起雲湧的八零年代，他見證軍政府流血鎮壓
1980年，南韓爆發光州事件，數萬名民眾上街示威呼喊民主，該事件事後成為該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1983年年底，南韓各地陸續出現學運活動，後來更與工運結合，為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奠下了基石。
1987年1月，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遭警方以水刑拷問虐待至死，受到朴鍾哲影響，決定參與示威行動的學生李韓烈則在1987年6月，在延世大學的一場示威中，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擊中後腦傷重不治。接連兩位學生的犧牲進一步激化六月民主運動，終使威權政府讓步，慢慢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1969年，奉俊昊生於韓國大邱一個中產書香世家。而就在他高中時期，一家人舉家搬到了首都首爾。當時正是世界各地反威權潮流風起雲湧的八零年代，奉俊昊新家所在的首爾，身為南韓首都，自然是重要的抗爭之地。他不僅見證了一連串民運學運的流血鎮壓及衝突，更在韓國學生李韓烈身亡後數月，進入同間大學（延世大學）社會系就讀。
「當時韓國仍在軍政府統治之下…不僅我本人，很多學生都參加了抗議活動。這幾乎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上課三個小時，抗議兩個小時。我們會去吃飯，再回去抗議，然後再回去學習，」奉俊昊在接受美國林肯中心電影協會訪問時說道。當時的社會氛圍、奉俊昊本人的親身經歷，再加上父親一直以來對軍政府的反感與抱怨，讓甫進入大學的奉俊昊，快速蛻變成社會運動的活躍新血。
關心社會脈動的奉俊昊，更曾在1999年參與由南韓國寶級導演林權澤發起的「光頭運動」，以削髮剃頭抗議政府加入WTO世貿組織，開放外國電影配額，大幅縮減韓國本土電影配額；2010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因親信門事件被爆出的「藝文界黑名單」中，也可見到奉俊昊的名字名列其中。
個人經歷餵養創作，「抗爭者」身分成為他創作能量
奉俊昊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他是個不愛上課、不愛參加讀書會，甚至會從示威現場溜走的學生，為的就是要去看電影。他在大學時期參與電影學會，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談論電影，鑽研影史名作，更在畢業後進入韓國電影藝術學院就讀，精進自己的電影拍攝技巧。
那段持續數年，學生與抗爭者身分並行的生活，深深影響了奉俊昊的電影創作風格，他曾說過：「在人文社科一邊學習一邊做電影，要比讀電影專業好。」正如奉俊昊在奧斯卡領取最佳導演獎時的致辭：「當我在學時，我研究了馬丁史科西斯的電影；也吸取了史科西斯名言『最個人的，最具創意』的精要。」奉俊昊的創作源頭，都與他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脫不了關係。
出道二十年來僅產出七部長片作品的奉俊昊，算是產量很低的一位導演，但他的每部電影都可謂慢工出細活，他說過：「我總是嘗試創造一些不同的東西，我相拍一部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電影，其中還包括我的作品。我總是野心勃勃，並試圖創造新的東西。」而這樣的慢工也成為了一種品質保證。凡出自奉俊昊之手的電影作品，就是韓國的電影票房保證。
而奉俊昊電影的另個特色——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2003年的《殺人回憶》以韓國八零年代一樁連環殺人案懸案為背景，不只詮釋韓國長年的警察暴力問題，電影更在最後一幕象徵性指出：未找到的犯人極有可能隱藏在你我之中，揭示司法體制的失範與漏洞。2006年的《駭人怪物》以漢江出現的大怪物暗示美國在南韓政治中的地位，微妙的「反美」情緒賦予本片極大話題性。而近幾年的《末日列車》（2013）和《玉子》（2017），奉俊昊更進一步探討了階級差距、氣候環境、動物權益等問題。這些電影想說的故事，都一再附議了許多電影工作者為奉俊昊下的「精準的社會觀察家」註腳。
奉俊昊曾表示，很多人會拿他的電影當作上課題材、發表相關社會評論，或將他的電影看作與政治議題有關，但身為電影製作者，他在拍攝時思考的都是如何透過描寫人物，帶領觀眾享受電影，當他愈是深入探討人物個性，自然就會描繪出圍繞在其角色的社會處境，「我喜歡以極端條件做為背景，在這種情況下人性會被彰顯到極致。」也許正是此種創作思維，讓奉俊昊的電影多了一層值得反思的意義。
責任編輯／李頤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