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導演奉俊昊不為人知的一面:生在流血鎮壓年代,他曾剃頭示威、被政府列入黑名單

2020-02-1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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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韓國導演奉俊昊打破影史紀錄,以《寄生上流》奪下最佳影片獎。(圖/IMDb)

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韓國導演奉俊昊打破影史紀錄,以《寄生上流》奪下最佳影片獎。(圖/IMDb)

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韓國導演奉俊昊在一片鎂光燈中輪流舉起手中小金人,微笑看向各家媒體的攝影大哥。奉俊昊在這天以電影《寄生上流》抱走奧斯卡四座大獎,其中包括最佳影片獎,是奧斯卡史上唯一一部獲得此最高榮譽的「非英語電影」,奧斯卡影史從此改寫。

在奪下大獎、改寫影史後,奉俊昊的名字一下子竄上搜尋引擎熱門關鍵字,各家媒體無不想盡辦法爬梳他過去經歷和作品。令人意外的是,創作歷時逾二十年的奉俊昊,歷來累積電影作品卻僅有七部,其中更多是以犀利寫實的視角挖掘常人所不忍睹的社會現實。讓人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會讓一個土生土長的韓國男孩,決定花費二十年光陰去紀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故事,去拍攝不討喜且沉重的題材?

成長於風起雲湧的八零年代,他見證軍政府流血鎮壓

1980年,南韓爆發光州事件,數萬名民眾上街示威呼喊民主,該事件事後成為該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1983年年底,南韓各地陸續出現學運活動,後來更與工運結合,為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奠下了基石。

1987年1月,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遭警方以水刑拷問虐待至死,受到朴鍾哲影響,決定參與示威行動的學生李韓烈則在1987年6月,在延世大學的一場示威中,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擊中後腦傷重不治。接連兩位學生的犧牲進一步激化六月民主運動,終使威權政府讓步,慢慢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的犧牲喚醒了南韓人民的抗爭意識。(圖取自網路)
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的犧牲喚醒了南韓人民的抗爭意識。(圖取自網路)

1969年,奉俊昊生於韓國大邱一個中產書香世家。而就在他高中時期,一家人舉家搬到了首都首爾。當時正是世界各地反威權潮流風起雲湧的八零年代,奉俊昊新家所在的首爾,身為南韓首都,自然是重要的抗爭之地。他不僅見證了一連串民運學運的流血鎮壓及衝突,更在韓國學生李韓烈身亡後數月,進入同間大學(延世大學)社會系就讀。

「當時韓國仍在軍政府統治之下…不僅我本人,很多學生都參加了抗議活動。這幾乎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上課三個小時,抗議兩個小時。我們會去吃飯,再回去抗議,然後再回去學習,」奉俊昊在接受美國林肯中心電影協會訪問時說道。當時的社會氛圍、奉俊昊本人的親身經歷,再加上父親一直以來對軍政府的反感與抱怨,讓甫進入大學的奉俊昊,快速蛻變成社會運動的活躍新血。

關心社會脈動的奉俊昊,更曾在1999年參與由南韓國寶級導演林權澤發起的「光頭運動」,以削髮剃頭抗議政府加入WTO世貿組織,開放外國電影配額,大幅縮減韓國本土電影配額;2010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因親信門事件被爆出的「藝文界黑名單」中,也可見到奉俊昊的名字名列其中。

個人經歷餵養創作,「抗爭者」身分成為他創作能量

奉俊昊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他是個不愛上課、不愛參加讀書會,甚至會從示威現場溜走的學生,為的就是要去看電影。他在大學時期參與電影學會,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談論電影,鑽研影史名作,更在畢業後進入韓國電影藝術學院就讀,精進自己的電影拍攝技巧。

那段持續數年,學生與抗爭者身分並行的生活,深深影響了奉俊昊的電影創作風格,他曾說過:「在人文社科一邊學習一邊做電影,要比讀電影專業好。」正如奉俊昊在奧斯卡領取最佳導演獎時的致辭:「當我在學時,我研究了馬丁史科西斯的電影;也吸取了史科西斯名言『最個人的,最具創意』的精要。」奉俊昊的創作源頭,都與他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脫不了關係。

出道二十年來僅產出七部長片作品的奉俊昊,算是產量很低的一位導演,但他的每部電影都可謂慢工出細活,他說過:「我總是嘗試創造一些不同的東西,我相拍一部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電影,其中還包括我的作品。我總是野心勃勃,並試圖創造新的東西。」而這樣的慢工也成為了一種品質保證。凡出自奉俊昊之手的電影作品,就是韓國的電影票房保證。

而奉俊昊電影的另個特色——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2003年的《殺人回憶》以韓國八零年代一樁連環殺人案懸案為背景,不只詮釋韓國長年的警察暴力問題,電影更在最後一幕象徵性指出:未找到的犯人極有可能隱藏在你我之中,揭示司法體制的失範與漏洞。2006年的《駭人怪物》以漢江出現的大怪物暗示美國在南韓政治中的地位,微妙的「反美」情緒賦予本片極大話題性。而近幾年的《末日列車》(2013)和《玉子》(2017),奉俊昊更進一步探討了階級差距、氣候環境、動物權益等問題。這些電影想說的故事,都一再附議了許多電影工作者為奉俊昊下的「精準的社會觀察家」註腳。

描寫貧富差距、階級問題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圖/IMDb)
描寫貧富差距、階級問題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圖/IMDb)

奉俊昊曾表示,很多人會拿他的電影當作上課題材、發表相關社會評論,或將他的電影看作與政治議題有關,但身為電影製作者,他在拍攝時思考的都是如何透過描寫人物,帶領觀眾享受電影,當他愈是深入探討人物個性,自然就會描繪出圍繞在其角色的社會處境,「我喜歡以極端條件做為背景,在這種情況下人性會被彰顯到極致。」也許正是此種創作思維,讓奉俊昊的電影多了一層值得反思的意義。

責任編輯/李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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