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是俄國人，外婆是德國人，為了愛情可以徹底融入異鄉。母親在父親生病後，身兼父職，邊工作邊照顧我。她們都很堅毅，在那種時代、家庭，很不容易。我尤其無法想像祖母要怎麼面對，丈夫、兒子一一離她而去……」
初次見面，一雙溫熱的手握過來，不帶姓地稱我名字，「慧真，歡迎你來！」寒冬裡直接傳來的體溫，瞬間融化了隔膜，我問她，「可以叫你友梅嗎？」對方笑答，「當然可以，那太好了。」
刻意遺落的姓氏是「蔣」，我們和蔣友梅約在台北的畫廊，這裡正舉辦她在台灣的第二次個展。在作品中她皆以「友梅」署名，拿掉姓氏，52歲的友梅是旅英藝術家，出生於台灣，1980年赴英，1984年獲肯特大學藝術史和英國文學雙學位。40歲後她在倫敦曾舉辦多次畫展，作品曾在蘇富比拍賣過。
一旦加上姓氏，身後便是半部中國近代史。她是蔣孝文的獨生女，蔣經國最疼愛的長孫女，蔣家第四代第一個出生的孩子。1961年蔣友梅出生時，曾祖父母蔣介石、宋美齡眉開眼笑抱著她的照片，已成為歷史檔案。同輩的堂弟妹都小她10歲以上，唯有蔣友梅趕上蔣家的盛世，說她是集眾多寵愛於一身的蔣家小公主，也不為過。
半個世紀過去了，今非昔比，曾祖父的銅像從校園裡撤出，祖父的肖像從禮堂裡撤出，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自由廣場」。來到2013年，對蔣家還感興趣的大概只剩陸客，「蔣匪」、「蔣家秘辛」變成搶手的文創商品。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我面前的蔣友梅，待人客氣，穿著樸素，即使接受採訪，也只是簡單的牛仔褲、帆布鞋，僅點綴性地圍著一條絲巾，像一片朦朧的雲，烘托出她輪廓深邃的貴氣感。除了祖母蔣方良的俄國血統，還有母系那邊外婆的德國血統，「小時候就知道自己跟別人很不一樣，除了長得像外國人，還因為家世的關係，很多人害怕跟我接觸，我童年時沒有什麼玩伴。」
看蔣友梅小時候的照片，長得就像一個外國洋娃娃，她的黃髮褐眼，在一片黑髮中顯得格格不入。她讀小學時會故意把一百塊掉在地上，然後假裝撿到錢，問是誰丟了錢？「就是想要在團體裡被接受嘛。」然而在1971年，新台幣的最大面額是100元，一般小學生根本不會有這麼多錢。「那時候還會被取一些綽號，例如『醬油發了霉』，或者把蔣友梅倒過來就是『沒有獎』。」
蔣友梅出生後沒多久，父母就雙雙到美國讀書，將她托予祖父母帶大。「我知道他們很愛我，但大人都很忙。我是獨生女，寂寞也有寂寞的好處，我喜歡觀察周遭一切，因為身分的關係，我能去的地方很少，不太能出門逛街，只能抬頭看看天，看雲聚聚散散，就像人事無常。」
由於孤獨，蔣友梅躲進創作的內心世界，10歲開始寫詩、畫畫，曾拜水墨畫家胡念祖、水彩畫家王藍為師。她還有個書法老師，是祖父蔣經國，「祖父會抓著我的手臨帖，最記得他有次只寫了一個『一』字，說是最難寫的一個字，他說人生也是這樣，最簡單的反而最難做到。」
蔣友梅的兒時玩伴簡靜惠說，「小時候她非常調皮外向，常在官邸裡想出許多鬼點子，戲弄便衣警察。但等她長大，逐漸了解阿爺是總統，那些便衣是怎麼回事，知道自己的特殊身分，她變得越來越內向。中學時她父親臥病在床，常發脾氣，也讓她很難熬。」
至今她仍每天練字，那是想念祖父的方式。祖父的愛彌補了父愛，父親蔣孝文在她10歲時，因酒精中毒迸發糖尿病，臥病在床近20年，直到去世。「父親是長子長孫，從小壓力很大。我覺得他很可憐，是悲劇人物。」說到家族的傷痛，蔣友梅總不多言。她的詩集裡有一首〈父親的夢〉：「在鏡中╲父親的夢╲徐徐淌入我的夢╲無聲的嗚咽╲是禁錮在玻璃屋中的斷草殘根。」
與世隔絕的玻璃屋裡，也曾有歲月靜好的家居生活，祖母說得一口流利的寧波話，常煮羅宋湯，以及做一種俄國炸餃子，「包白菜、絞肉、香料，後來我再也沒在其他地方吃過。祖父母叫我『瑪琳卡‧多欽卡』，俄文是『親愛的小女兒』的意思。」
閒談間，彷彿那就是一對慈祥和藹，再平凡不過的祖父母。但我很難不想到，1988年，我還在讀國中，蔣經國過世，全校默哀，電視一夕之間變成黑白，那是一個時代真正的結束。蔣友梅當時28歲，隔年1989年輪到父親蔣孝文，1991年是叔叔蔣孝武，而僅存的男丁蔣孝勇也在1996年過世。
像推倒骨牌似地，10年內家族凋零衰敗，留下一群孤兒寡母。至今講到祖父的死，蔣友梅仍會眼眶泛淚，親人密集死亡，將她帶往藝術創作，以及長年習佛。長期關注蔣友梅作品的藝評家李維菁說，「她的創作一直在處理自身，包括家族興衰、親人離世。她學習各種哲學和宗教，從中得到面對痛苦的力量。」
儘管歷史學家皆主張《兩蔣日記》有重要的史料意義，應要公開。3年前蔣友梅對於嬸嬸蔣方智怡將日記交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十分不滿，一度欲對簿公堂。簡靜惠說，「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友梅，為了疼愛她的阿爺，她一定會出來捍衛。」蔣友梅說，「我們有義務盡全力保護先人的日記，應該要讓全體繼承人共同審慎討論，不能草率處理。」
第二次密集的死亡，是在40歲時，祖母、外婆、母親在3年內相繼離世，蔣友梅說，「祖母是俄國人，外婆是德國人，為了愛情可以徹底融入異鄉。母親在父親生病後，身兼父職，邊工作邊照顧我。她們都很堅毅，在那種時代、家庭，很不容易。我尤其無法想像祖母要怎麼面對，丈夫、兒子一一離她而去。」
李維菁說，「她在作品中展現的女性力量，是一種陰暗混沌的初始力量，創作與毀滅同源，要從極大的痛苦中轉化。」
她有個裝置藝術作品叫「療癒我」，木頭籠子裏裝了鵝羽毛，外圍有九把鹽，「鹽有淨化的作用，我把蓋子掀起來，一陣風把羽毛吹起，羽毛象徵我非常珍貴的真誠。從小就見識很多虛假，我一直把『真誠』保護得很好，層層封印在裡面。直到創作後才慢慢打開。」
蔣友梅從19歲出國讀書，從此長年羈旅異鄉，母親希望她能自力更生，她嘗試去銀行工作，「我對數字完全不行，很痛苦。」她的先生是英國人，女兒金髮藍眼，已經16歲，在這個英國家庭裡，蔣友梅反而顯得像東方人。「因為長相，我從小就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不被接受，以前會很難過，想要有根。接觸佛學之後，才覺得沒有根的流浪，其實是非常幸運的機運，能讓我更深刻的看到無常。」
儘管不強求根源，蔣友梅還是讓女兒從小學中文，「3歲時我帶她回來，走在路上有人說好可愛的外國小女孩。她居然說：『Hello! I am Chinese.』」女兒會想要了解你龐大的家族史嗎？「她想了解曾祖父，前陣子才問我要看什麼書。」蔣友梅苦笑著說，「我說我來研究看看，有沒有比較正面一點的歷史。」
而今，戴上瞳孔變色片、染一頭金髮的在台北街頭比比皆是。蔣友梅藏在眼鏡後面的淡褐色瞳孔，以及她的淡金色頭髮，都不再讓人大驚小怪。「現在走在街上，沒人認識我，覺得很過癮，好像才要重新認識故鄉。」她想要走出台北，也許去阿里山看神木，「我想問它：你幾萬年下來都看到些什麼？你的記憶好深呀，人類的歷史，只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
本文經授權摘錄自時報出版《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