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知名文學家楊絳先生仙逝。在漫長的一生中面對過大歷史的抉擇，楊絳已成為符號—去政治者想在這個符號上汲取退守小我的安身立命之道，而呼喚知識分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精神的人則以楊絳為鑑。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2016年5月25日，楊絳先生仙逝，享年105歲。一時間，打著楊絳之名的心靈雞湯文在網路上大量湧現，然而，這些幾乎都是偽作，包括本文開頭的引文。此外，楊絳的辭世也意外引發知識分子是否擁有沉默生存權利的論辯，激烈程度近年少見。
一切因楊絳而起，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終生筆耕，92歲出版《我們仨》
楊絳，是以小說《圍城》奠定文壇地位的錢鍾書之妻，但她的傳奇與光芒並不在丈夫之下。才華洋溢與潛心筆耕是她的人生註腳。
22歲之際，她與錢鍾書前往英法留學，因而精通英語與法語，四十七歲時為了從西班牙語原典直譯《唐吉軻德》發憤學習西語，廿年後譯作出版，作品迄今仍為經典。1980年代之後，她開始將生命經歷化為散文，例如文革期間下放經歷的《幹校六記》，此外，她的文字觸角也伸向小說，描述知識分子處境變化的《洗澡》則是其小說代表作。
這部作品或可與《圍城》相互比較，錢楊兩人對知識分子之間的勾心鬥角、不擇手段換取名利都有深刻的描寫，有趣的是，《圍城》勾勒了不少國民黨統治的黑暗，《洗澡》則點到為止地批評了共產黨。
1997年，楊絳口中「此生唯一佳作」的獨女錢媛過世，隔年，錢鍾書病逝。即使如此，楊絳仍然筆耕不輟，92歲時出版的《我們仨》便是晚年的傑作之一。
家國飄搖，知識分子如何抉擇
《我們仨》是楊絳的人生文本，丈夫與獨女去世之後，她寫下「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
三人的人生旅途，從中國而英國劍橋、法國巴黎再回中國，是典型知識菁英的學院之旅。家是溫暖的，但外頭卻風雨飄搖。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抉擇、1950年中期開始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乃至1966年開始的10年文革，都是無法掙脫的枷鎖。
追求彼時歷史真相，是千禧年之初中國文化圈的熱點話題，2000年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從大量檔案與訪談帶出了沈從文、巴金等知名作家在反右運動與文革期間的創傷、2004年章詒和轟動華人圈的《往事並不如煙》裡，描述了父親章伯鈞與民主黨派人物的肖像，以及他們為了在社會主義體制加入民主監督所付出的沉重代價、2005年傅國湧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紀錄》同樣記錄了1949年知識分子在渾沌局勢裡的抉擇。
楊絳成了「心靈導師」
然而，在楊絳的文字裡，大歷史面前的抉擇，一切卻清淡如水。一九四九年的靜待解放，只因他們都是不願做外國人的倔強中國老百姓，面對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楊絳有著無比精準的描述—「發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著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為防犯錯誤，他們低調行事，但文革的批鬥終究躲不掉，錢鍾書與楊絳成了「牛鬼蛇神」，錢媛則是「革命群眾」，一家三人成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縮影。
即使如此，楊絳的文字裡也沒有太多的批判，就僅像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景。在網路時代裡，仿名人口吻的心靈雞湯文盛行多年，雖多是偽作，但口吻維妙維肖。楊絳又何以成為心靈導師呢？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與大國崛起同步的，是城市不易生存的高物價與浮躁之氣，退守小我的家庭敘事與終生書齋裡默默生存筆耕不輟的形象，正是大眾心理的投射。
呼喚敢言的知識分子
不過，楊絳也在另一方面引起熱議。楊絳先生仙逝之年，正是文革50年之際，錢鍾書與楊絳在文革中的處境成為焦點。有人認為錢楊兩人默默生存的態度不足以成為知識分子典範，甚至有人直指上一代知識分子欠缺反思的犬儒態度，造就了今日「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的猖狂。
然而，也有人認為黑暗時代裡不出賣他人、守住道德底線已屬不易，何以要求他人勇敢？然而無論正反面的評價，楊絳已成符號—去政治者想在這個符號上汲取退守小我的安身立命之道，而呼喚知識分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精神的人則以楊絳為鑑。
兩種想像其實同樣討論面對現實環境應如何自處的問題，政治與去政治的拔河，也正是當今中國現況的一道縮影。
文/李政亮
本圖文經轉載自or旅讀中國（原標題：因楊絳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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