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
造成這個現況的，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蔣介石把這個在蘇聯生活了14年，取了俄國妻子，受過完整共產教育的兒子，當做接班人，交給他實際的權力，任由他操縱黨組織，在軍隊中建立模仿蘇聯的政治指導員制度，並控制一個嚴密的特務系統。而蔣經國有傲慢自負的野心，但除了蘇聯留學時學來的那一套之外，他是一無所知的。
揭露這個真相，無疑讓美國讀者倒抽一口冷氣。怎麼回事？代表聯合國部隊的美軍正在韓國同中共軍隊作殊死戰，而美國花了這麼多錢在臺灣打造的自由民主燈塔，竟是一個共產黨式的警察國家？
這篇文章是根據吳國楨 1954 年 3 月 14 日在埃文斯頓的公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講稿改寫而成。他以主持臺灣省政三年的親身經驗，敘說了自己如何在財政艱困的情況下，籌款給蔣介石養軍隊，如何堅持民主法治的施政方針，如何策劃與實施省縣市的選舉。而蔣經國如何指使特務從中破壞，威脅恐嚇候選人的情形。
秘密警察濫捕平民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與共諜無關的平民罪犯交付軍法審判也極不合理。這是實施戒嚴而產生的濫用情況。而他自己也是在逮捕行動之後才被告知，他對審判不能置一詞。
吳國楨指出，他曾就民事與軍事法庭審理案件的不同性質，逮捕人須出示民警單位所發拘捕證，以及軍事法庭受審嫌犯有權雇律師辯護等問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建議，甚至為此遞上辭呈。蔣勉強接納了他的建議，但卻未付諸實行，特務的違法行為反而變本加厲。
1950 年 10 月中共軍隊加入韓戰之後，吳開始覺察到氣氛的轉變。對美國來說，蔣介石知道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了。因此唯一的用心就在於如何鞏固兩父子的權力。蔣經國仿效共青團和希特勒的青年團而組織了青年反共救國團，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思想控制。除了宣傳具國際聲望的哲學家、外交家胡適博士贊助的《自由中國》這個特例來妝點門面之外，福爾摩沙實際上並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吳國楨指出，即使被用來妝點門面，胡博士自己訪臺時也有不愉快的經驗。報紙的報導只要觸犯了統治者，就會被停刊，記者作者下獄。
吳國楨承認，他起初還是一秉忠誠地建議蔣介石實行兩黨政治，或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他甚至建議蔣不要讓自己的兒子主持特務系統。最後他終於覺悟到，他追求法治與民主的努力是失敗了。他只是蔣用來爭取美援的門面，他的民主化措施只是蔣利用的一個誘餌。臺灣的現狀令他個人覺得羞辱，因為發展到這個地步，他一直身在其中，想要扭轉也扭轉不了。這是他與蔣介石決裂的原因。可是他並不想毀掉蔣的政府，他只是要那個政府採取迫切需要的改革，而美國應設法使得改革在臺灣實現。
這篇文章可說是吳國楨最完整的一個立場聲明。吳國楨以主持臺政的親身經歷，懇切的語調釋放出的感染力，是能令讀者產生共鳴的。《展望》的文章受到不少報刊與電視臺的報導與評論。吳也受邀上了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談話節目去現身說法，但駐美使館卻未獲邀。
道德的高姿態
此時的吳國楨不但已成為國民黨政府和蔣氏父子的「元兇大敵」，而且也是讓中國遊說團極感頭痛的人物。駐美大使館在接到《展望》付印前寄來徵求反應的吳文時，找來胡適商量對策。本來使館提議由陳之邁公使草擬一封反駁信，請胡簽名。但胡表示，陳之邁可代表官方去函反駁，胡要以個人名義另寫駁文，刊在雜誌上。（顧維鈞，1990：160）
吳案最初在臺灣爆發時，國民大會主席團本來曾決議不發表他的「上書」，後經當時以國大代表身份回臺參加總統副總統選舉的胡適力爭，當局才勉強同意公開發表。胡適為此還表示，吳的「上書」所提出的幾項根本問題，如能促使政府實行改革，對國家反倒有益。吳對胡適還是十分感激的。
沒想到，胡適回美後，這一回對《展望》的文章卻毫不寬容。胡先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吳， 責怪他「無政治感」、「無常識」、「無道德感」，並指責他用存心說誑的手法來欺騙美國民眾，污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胡適舉出了吳的三項「存心說誑」的證據，第一項是吳表示在宣稱處於緊急狀態的臺灣，「任何性質的一切案件都送到軍事法庭審判」，這是以偏概全，沒有事實根據。第二項是吳自稱對軍事法庭的審判，他「不能置一詞」，但卻沒有向讀者交代，吳自己主持省政的三年半，是兼任「臺灣保安司令部司令」，因此對政府的每件錯誤與劣行都負有道義責任，所謂「不能置一詞」，只是掩蓋他當權時沒有說出真相的道德勇氣。第三項「存心說誑」，是吳指出臺灣作為警察國家的一個證據是蔣經國仿效希特勒青年團和共青團模型建立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命所有教授學生參加。胡反駁說，希特勒的青年團或共青團是一個具排他性、秘密性的精英組織，與臺灣的「救國團」性質並不相同。
胡適對吳的苛評予人一種印象，就是擺出「道德」的高姿態來衡量在臺時期的吳國楨，而不顧他的實際處境。作為一個行政官，吳可說是有心改革而力有未逮。顯然，胡適以臺灣保安司令部提供的檔案， 指責吳在自己的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的死刑判決案件上簽名蓋章，證明他難脫責任，是有意要令吳難堪的一記殺手鐧。沈鎮南出身北京清華大學，是留美、德歸國學人，戰後奉派赴臺接收糖業公司第一任總經理，1950 年被保安司令總部羅織「通匪叛亂」罪名處死。（民進黨執政後，行政院「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2 年予以補償並恢復名譽。）（程玉鳳，2014）胡適自己也承認，沈鎮男案是「千古奇冤」，但他自己未曾為沈案辯白。如今保安司令部在濫捕濫判後，還提供檔案，與「國際知名哲學家」來「聯手」對付吳國楨，也是個狠招。
吳國楨接受指控
有趣的是，吳國楨的回信一開始就接受了胡適的指控。胡說他沒有政治感，他「完全同意」，胡指責他沒有常識，缺乏道德感，他也同意。他後悔的是過去許多次他向道德以外的其他影響力屈服。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現在決定只根據道德考慮行事，不顧其他。如果他過去犯了錯誤，那是因為他以前太軟弱。而他現在的確正努力不再軟弱。
可是，吳國楨表示，他到目前為止所公開說的話，恐怕只是實情。吳承認他當時兼任省保安司令的條件是把圖章交給副司令，而不干預其行動。那些條件，蔣介石、陳誠、彭孟緝和王世杰等人都知之甚詳。吳也一直後悔當時在那種條件下接受任命。吳承認，對他來說，那是並不光彩的事實。他也接受「道義懦夫」的指責。
不過，他要指出，雖然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按照國家非常時期法令的規定，有特定範圍，實際上有時是連違反交通法都交給軍事法庭審理，新聞記者因「錯誤」報導也會被保安司令部逮捕。胡適既然在信中表示對保安司令部的檔案很熟悉，吳請他也去查查這方面的情形。吳指出，後來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大量減少，是因為他不斷要求改革，限定他們所處理案件的範圍，但他也很快發現實際真相。他在《展望》雜誌上把事情說得很詳細，卻被編輯刪去了。這些事實，胡適可向《展望》編輯部查詢。
吳承認，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有一些案件是有他的簽名。那些案件是經過他不斷要求才交到他手裡。他願對經他批准的案件負責。既然胡適現在能掌握到那些材料，他建議胡適應要求去看保安司令部的全部檔案，這樣就能發現有多少比例的案件是交到吳手裡的。
吳也承認，沒有要求覆核所有的案件，對他來說並不光彩。事實是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同秘密警察糾纏，自己也確實缺乏道德勇氣堅持到底，在那時與蔣氏父子公開決裂。他現在已認清過去的錯誤，「只要上天保佑」，他會揭露出更多的事實。
吳希望胡適瞭解，保安司令部的軍事法庭並沒有最後的權威，它審理的案件還得經過國防部軍事法庭的覆核，而國防部軍事法庭是由蔣氏父子直接控制的。吳同意如胡所說，青年（反共救國）團除了迫使所有師生加入外，另外還有一個獨特的秘密精英集團。吳建議胡適，為了公平起見，如果胡要將他的信函內容出示於人，吳也希望他能將吳函一併示人。
「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
吳懷疑胡適是「聽了一面之詞」。他不知道在胡適背後已有一個駐美使館的應急小組在作業，隨時與臺北聯絡，為胡適提供反駁資料。而胡適將他信中指責吳「存心說誑」的兩項證據，寫入了公開發表的文章裡。那篇文章就是刊登在《新領袖》（1954.8.16）雜誌上的〈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這本銷量小的人文週刊，論影響力，當然無法與每期銷量三百七十萬份的《展望》相比，但出刊後，胡適的文章經過亨利‧魯斯的《時代》週刊將其內容摘述，也廣為人知。吳所希望將他的回信也「一併示人」的「公平」，並沒有發生。
胡在文章開頭，就引述了一位在臺灣住了三年的《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寫的〈桃花源記〉。蔣介石統治下的福爾摩沙臺灣，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它有中國任何地方所未曾有過的最好政府，自由、公正而有效率。臺灣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檢查，各國記者來去自如，國際媒體可隨意發通訊。人民有行動自由，選擇職業自由。
可是媒體沒有傳播共產主義的自由。胡適指出，這些例外，也就是在國家緊急法案下送交軍事法庭審理的特殊案例，被吳博士利用來籠統地把臺灣說成警察國家。這種說法，胡適斥責，是毫無根據而不真實的，因為臺灣的軍事法庭從來就沒有審理「一切任何性質的案件」。胡繼而批駁吳在《展望》文章中所自命的為推動民主與法治而奮鬥的形象，讓人以為是在吳辭去省主席後，臺灣才淪為警察國家。他並舉了《自由中國》雙週刊過去五年為爭取言論自由的奮鬥過程，來反駁吳所說的《自由中國》的「特例」。「特例」實際上在一個「警察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吳國楨最初在向國民大會上書時，臺灣的報刊曾批評他若有政見應在他在朝時提出，不應在出國後提出；應向國內的權威機構提出，不應在美國公開廣播；他過去參與中樞決策，政府措施不當，他自己也應負大部分責任。胡適在《新領袖》的駁文也順應這些論點，對吳國楨展示了他的「春秋之筆」：
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污蔑其國家與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的錯誤和失職行為，那些政客自己也不能逃避道義上的公正評判。（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2；金恒煒，2015：219）
誰違背了知識真誠？
胡適對吳國楨在《展望》文章中的核心議題：作為蔣介石「繼承人」的蔣經國，又如何辯駁呢？為了表現出客觀持平，胡適表示他認識蔣經國多年，蔣很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並堅決反共。「他的思想視野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多年在蘇聯的緣故。同他父親一樣，他也有自以為是的毛病。他誠實地認為，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如同他們對付反共人士那樣殘酷無情。」（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3；金恒煒，2015：220）
蔣經國有沒有可能成為蔣介石的繼承人？胡適對這個問題是斬釘截鐵的否定。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此可能。胡的理由是，「在政界，他在政府沒有一席之地，不能發揮重要作用，他確切的位置是他父親忠實的聽差；在軍界，他不受歡迎，而且他絕對沒有憲法或組織上的管道，能成為他父親的繼承人。」
吳國楨指控軍事法庭審理「任何性質的一切案件」的說法，確實有籠統誇大而失實之嫌，但如果說軍事法庭不顧規範而越權審判的情況「非常嚴重」，應是接近事實的。
然而胡適否定蔣經國為繼承人的論斷，就當時他自己所瞭解的情況而論，卻是站不住腳的。不要說胡適先前為堂外甥汪漢航被保安司令部構陷的金融犯罪案，寫信向蔣經國求助時，已十分明白蔣經國的真實身份，胡歷次返臺與雷震等人接頭期間，也理解蔣經國不但是特務系統首腦，不但通過軍中政治部控制了軍隊，更通過對國民黨的操縱而控制了政府機構。就在前一年（1953）蔣經國訪美時，胡適是他約見的人物。胡也知道連美國總統都「務實」地迅速召見了這個蔣介石接班人。就此而言，胡適在《新領袖》中為蔣經國的辯白，顯然有違知識的真誠。說得難聽些，他是在睜眼說瞎話。
如果我們從「後見之明」，從臺灣後來的政治發展來看，吳國楨其實是有「政治感」也有「常識」的。我們不能說胡適沒有政治感，只是他的政治感來自「另一種忠誠」。他要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蔣氏父子辯護。他是駐美使館危機處理小組的一個當然成員。
＊作者為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新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