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在信中還提到他獲得臺灣來人相告，王世杰之所以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談話不慎，為特務錄音報告。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吳的無中生有，其實不難推知。蔣的侍從翻譯沈錡，就曾在回憶錄中提起，當時在辦公室內談話是必須謹慎小心的：「1953 年 7 月 6 日，舉行（總理）紀念週時，蔣公又對不來參加的部會首長，責備了幾句，葉外長在場，很氣，事後對我說：兩小時可以辦許多事情，卻一定要我來浪費。然後又用英文說：『他可以槍斃我！他可以下令槍斃我，XXX（三字經）！』葉先生的脾氣就是這樣火爆，要是有人打小報告，他就完了。」（沈錡，2000，I：135）生動地描述了受到監控的辦公室氣氛。
吳國楨還提到大陸時期大膽批評政府的南京《救國日報》著名報人龔德柏，來台後窮困潦倒，並沒有任何批評政府的言論，但仍被特務秘密拘捕，也未送法院審判，而吳在省主席任內，對此竟毫不知情。
所以吳國楨在信中總結，直言進諫者（如他自己）會「險遭殺害」，談話不慎者（如王世杰）會被免職，有批評政府「前科」者（如龔德柏），也會被秘密逮捕，算舊賬。按照蔣氏邏輯，在國外的人若批評他，就是與共黨無異，在國內的人若批評他就是犯上，應受處分。吳國楨不能不指出，這是蔣介石「自私心較愛國心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評建議之機會。」（吳國楨，1995：561-562）
＊作者為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新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