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事廳內近日上演連場拉布戰，行政機關、建制黨派與泛民各不相讓，適逢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舉行在即，如何看待議會抗爭，也成為不少候選人的戰場。當中周浩鼎指這次補選是對議會拉布在內議題的一次表態；梁思豪則提出為議案發言時間設定上限；楊岳橋政綱就表示要守住泛民在立法會關鍵一席，應是指若建制派人士當選，在議會中將有足夠人數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拉布。
立場先行 是否可行？
究竟候選人對個別議題的立場在今次補選能起多少作用，首先要看選民在投票時，相關立場是否他們的着眼點。投票行為理論中「空間理論」（Spatial theory）認為每一名選民以及候選者對於各個議題或意識形態都有立場，選民做選擇時，會估算自己與各個候選者在一個或多個議題上立場的分野，然後選擇與自己立場最為接近的候選者。
然而，以「空間理論」解釋投票行為，未必切合現實，因為這套解釋意味選民既要了解清楚自己在各個議題上的立場和看法，然後還要知道各個候選者在各個議題上所提出的政策、立場或意見，才可以衡量和作選擇。搜集資料、理解和判斷，都需花上心力和時間，若然選民心繫議題只有一種，那倒還好；不過若考慮的是「整個package」，例如包括政制發展、經濟、福利、扶貧和環保等，選前所需花費的氣力就很大，其投下的一票卻很可能對大局無甚影響。在此情況下，選民未必會「落力」找尋資料，以「空間理論」解釋選民的行為，也較難說通。
在有共識的議題拼才能
故此，有另一種對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共識理論」（Valence theory），並不將焦點放在選民的分歧，而是放眼於一些選民關切而且普遍持相同目標的議題，亦即所謂「共識議題」（Valence issue），以之作為推測選民抉擇的關鍵。比如大多數人都會認同經濟十分重要，而且情願經濟有增長，因此發展經濟往往是「共識議題」；其他例子如維護國家和人民安全、提升教育、治安、醫療服務水準等等，同樣是大多數人所欲，各候選人也會有近似的目標的議題。在「共識議題」上，由於社會各界的立場相似，選戰中難有立場之爭，哪一個候選者更有能力實踐相關「共識議題」的目標，成為選民投票時的主要考慮。
對於選民搜集資訊的代價過高的難題，這套解釋亦嘗試指出選民的解決方式。例如選民不會事事關心，而是較關注一些他們有切身體驗的議題，例如商品漲價、兒童教育質素、社區治安等。另外，選民會採用簡化自己挑選支持對象的方式，例如以政黨領袖的能力或資格、是否能回應市民所需、是否值得信賴等，甚至是喜愛還是厭惡該人，作為挑選準則。選民還會「愛屋及烏」，若然他們對一個政黨領袖的能力抱有信心，也會對該黨解決問題的能力給予正面評價。在「共識理論」下，選民只需判斷各個政黨領袖的能力，以及各個政黨在選民最關切的議題上的實踐能力，要付出的心力，也少於逐項議題研究，從而決定投票予哪名候選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上的「共識議題」，甚少是毫無分歧。以發展經濟為例，雖然大多數人會認同經濟要增長，不過對於增長多少，就可能有分歧，例如有人會因為擔心社會結構和環境遭破壞，而只希望溫和增長。又舉例在香港，不論是建制還是泛民政黨，也聲稱支持普選，但對於選舉制度的設計、要有多大程度考慮中央的看法等等，各派系的分歧卻甚大。故此要對投票行為作出分析，「共識議題」上的分歧，不能忽視。
台灣總統選舉，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那麼，從「共識議題」著手，可以如何幫助我們更理解選舉結果？以早前的台灣大選為例，總統之位易主，由國民黨人變為民進黨人，而且蔡英文組合得票較朱立倫組合多出300萬票；立法委員方面，民進黨也在113個席位的立法院中取得過半數的68個議席，議席數目較上屆多70%；國民黨籍的委員人數，則較上屆大減45%，至35人。
或許有人認為，在選戰最後一刻發生的「周子瑜事件」，是民進黨大勝的關鍵因素。然而在更早之前，台灣政界和學界已幾乎全面看淡國民黨選情，智經在選前拜訪台灣的各個單位，基本上無人對國民黨勝選有期望。因此即使沒有「周子瑜事件」觸發的兩岸矛盾，民進黨凱旋而歸可謂毫無懸念。
其實兩岸關係是否這個選舉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也有可討論之處。從某角度看，台灣統獨議題的確是一個「共識議題」，惟不是普遍台灣人認為需要迫切處理的議題。表一可見，根據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去年6月進行的電話調查，雖然對台灣的最終走向有不同意見，惟現階段「維持現狀」，已經是近九成台灣人的選擇。不過，今年1月初發表的2016《天下》國情調查中，只有8.3%認為「當前兩岸關係走向」是台灣社會當前最大危機之一。根據台灣指標民調去年底進行的調查，也只有22.0%的受訪者視兩岸關係為當選總統應優先重視的項目之一。
表一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16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3/4）：總統滿意度電訪案－第十二次調查資料」，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相較兩岸關係，是次台灣選民更關心的議題，是經濟。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015年11月發表的數據，台灣2015年第三季初步統計經濟成長率按年計為-0.63%，陷入倒退。在上述台灣指標民調中，也有72.5%的受訪者，認為不論誰當選總統也應優先重視提振經濟。2016《天下》國情調查中，也顯示經濟不景氣乃最多民眾認為是台灣社會當前最大危機之一，有41.0%。
依照「共識理論」，實踐共識議題之能力乃選民的主要投票標準，在民眾重視經濟議題的氛圍下，對執政期間經濟不景的國民黨，極為不利。表二所見，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去年6月進行的電話調查中，有超過七成受訪者不滿馬英九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表現，滿意者僅約二成。
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似乎也受到拖累。根據TVBS民意調查中心在去年11月中進行的民調，有33%受訪者認為蔡英文比較有能力發展台灣經濟，高於分別有24%和11%受訪者選擇的朱立倫和宋楚瑜。前面提過的《天下》國情調查，亦反映有32.9%的受訪者認為蔡英文較能解決他們提出政府要馬上改善的項目，朱立倫和宋楚瑜分別只有14.5%和12.9%受訪者選擇。台灣智庫去年12月末的調查也顯示，在比較能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方面，選擇民進黨的受訪者較選擇國民黨的多6.4%。
香港選舉 派內鬥爭更激烈
回到香港，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上既非普選，也不一定存在競爭，能否應用上述兩種投票理論，存有很大疑問。不過，假如有兩名或以上的親建制候選人，而市民支持對誰人當選有決定性的影響，「共識理論」或許仍有助我們理解各候選人的選舉策略。
以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為例，當年1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最多受訪者認為下屆行政長官首要處理的問題，乃改善貧富懸殊（27%），其次是搞好經濟（24.9%）和改善政府管治（16.7%）。當時的親建制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在這些範疇都有非常接近的立場。在經濟方面的政綱，前者提及「多元經濟，繁榮共享」，後者就提及「興旺百業」以及「共享繁榮」；在扶貧方面，前者指要訂立扶貧策略，後者提到重設扶貧委員會；在政府管治，兩人都有提及增設副司長職位。
前面「共識理論」已指出，當出現這情況時，選民在考量支持誰時，就會著眼於誰更能「做好」這些範疇，並且會考慮候選人能力、是否可信賴等因素。在行政長官選舉中，上述的「選民支持」可以理解為民意支持度。據此，候選者攻擊對手，為對手塑造一個沒有能力、不值得信賴的形象，就會成為選戰中的一個重要手段。當年特首選戰中的一個傳媒論壇上，梁振英攻擊唐英年在僭建事件中說謊、過往工作不專心，而唐英年則攻擊梁振英不肯承認錯誤、盡力與不利消息切割、將團隊功勞說成是個人功勞，以及完全不懂公共財政。
回到2016年,香港即將迎接各個不同選舉。在建制與泛民的立場戰以外，建制派內部和泛民內部,其實也有「共識議題」，參選人要站穩陣腳,始終需要向立場相近的選民展示才能，才能避免被「界刂票」 。尤其今年多個傳統大黨經歷新舊交替，香港的政治勢力版圖若然大變,我們不應感到意外。且看今次立法會補選，會否率先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
（註：這次立法會補選的候選人包括:劉志成、黃成智、周浩鼎、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和楊岳橋。)
＊本文原刊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通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