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政治對知識分子的羞辱，總是超過人們的預想。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中國主流輿論的氛圍，就從「改革開放」主調轉變成「四個偉大」頌歌。回頭看，那些激情昂揚的「堅決不能讓文革重演」的口號，在很多情景中，不過是鄧小平需要否定前朝以確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環境中，知識分子自欺欺人的歷史反思表演而已。習近平發出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偉大號召以來，「梁家河頌」、「用習近平思想指導數學」、「把十九大報告當佛經來誦讀」之類「文革」舊戲毫無阻礙地重返歷史舞台。
所幸還有那麼多學者良心不安，還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勇敢抗議。新年前後，來自體制內的「我控訴」的聲音達到近年來的歷史高點。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等學者的直言批評之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在一篇發表於網絡的文章《政改難產之因》中說：「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他認為，「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而演化到今日，其權力的結構和生態決定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社會輸送優秀的各級領導者,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
這種尖銳的批判和諫言，將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我抗議」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可謂振聾發聵。
從「長治久安」到「落得個好死」
長期以來，體制內知識分子對執政黨的批評，都基於「長治久安」的邏輯。即便是要求承擔歷史災難的責任，那也是針對領導集團中的某些個人，而不是整個執政黨。這是古代政治鬥爭中「清君側」的模式。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四五」運動，人們要求清除「迫害周總理」的「人妖」，後來被定義為「四人幫」。後來，鄧小平為了權力更新，以「功過三七開」的評價讓毛澤東陪綁。
到了八十年代，爆發了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反對腐敗才能長治久安」仍然是一個主流敘事。「李鵬下台」乃至「鄧小平下台」都可以喊，但是「打到中共」仍然是一個禁忌。來自湖南的「天安門三君子」魯德成、喻東岳和余志堅，蛋砸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掛像，貼出標語「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竟然被抗議學生扭送到派出所。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執政黨的自我革新也就所謂「政治改革」仍然是體制內良心知識分子的熱切夢想。兩大進諫法寶是「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這時發生了冷戰後時代的巨大變化，雙手沾滿鮮血的中共不僅沒有受到歷史懲罰，反而成為全世界「跪諫」的皇帝。全世界各界都變成了中共體制內知識分子，力陳「唯有改革開放才能長治久安」的道理。中共將計就計，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