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
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
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年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而且正確。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的《面對轉變衝擊的年代》一書，本書作者馬丁‧沃夫（Martin Wolf）為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暨首席經濟評論家，曾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他具備深厚的專業學養，加上敏銳的洞察力與犀利的判斷力，論述擲地有聲，備受推崇，放眼全球，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著有《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和《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等書。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