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煤炭歷史專家安德烈斯．莫姆（Andreas Malm）描述的「二十一世紀初期排放大爆發」，成因再明白不過了。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也同時成為吐出煤煙的「世界煙囪」。到了二○○七年，中國得為全球排放量每年增加的三分之二負責。部分原因是中國自己內部發展的結果─將電力供應到鄉村地區，還有修築道路。不過有許多排放量跟對外貿易直接連結。根據調查，二○○二到二○○八年之間，中國總排放量的四八％與製造出口產品相關。
「我們處於氣候危機的一項原因就是這套全球化的模式。」公民聯盟（Public Citizen）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史崔德．蘭妮斯（Margrete Strand Rangnes）表示。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需要徹頭徹尾改造我們的經濟體系，如果我們要把事情做對的話。」公民聯盟是位於華府的政策機構，向來站在反對自由貿易鬥爭的第一線。
各國政府會擁抱這種「快速、骯髒、且出口導向」的獨特發展模式，國際貿易協定只是其中一項理由，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處境。在許多案例中（中國不在其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借貸時附加的條件是主要因素，另外就是傳授給哈佛和芝加哥這類學校菁英學生的正統經濟學教義。上述及其他因素加總起來，合力塑造了所謂的（絕無反諷之意）「華盛頓共識」。在這共識之下是永恆的驅力，追求無止無盡的經濟成長。這股驅力影響深遠，如我們之後會探討的，不只是推動了過去數十年的貿易歷史。不過毫無疑問，根基於這股驅力的貿易架構和經濟意識型態，扮演了核心角色，使得排放量超速成長。
這是因為一九八○和九○年代設計出來的特殊貿易體系，主要驅力之一就是讓跨國企業永遠享有自由，搜遍全世界找出最便宜、最容易剝削的勞動力。這趟人力搜索旅程經過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加工出口區的血汗工廠，在南韓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到了一九九○年代末，實際上所有的路徑都通到了中國，這個國家薪水異常的低，工會遭到殘酷鎮壓，而且政府願意投入似乎是無限的資金在龐大的基礎建設上（現代化港口、四通八達的公路系統、無數的燃煤電廠、大型水壩），都是為了保證工廠永遠燈火通明，生產線上製造的產品可以即時送上貨櫃船。換句話說，這是自由貿易者的夢想，卻是氣候的夢魘。為什麼是夢魘？因為低薪和高排放密切相關，或者如莫姆所說：「追求廉價和有紀律的勞力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攀升有因果關係。」為什麼不會有關係呢？為了一天幾毛錢就願意把勞工操到極致，相同的邏輯也會去燃燒堆積如山的髒煤，而不願意花半毛錢管制汙染，因為這都是最便宜的生產方式。因此當工廠搬遷到中國，生產過程也顯著變髒了。如莫姆指出的，一九九五到二○○○年間，中國的用煤量稍微下降，結果製造業的蓬勃再度讓用煤量攀升。把製造部門遷到中國的公司本意並不是要提高排放量，他們追求的是廉價勞工，而結果證明，受剝削的勞工和受剝削的地球是包裹在一起的交易。不穩定的氣候是全球資本主義不受管制所付出的代價，並非刻意為之，然而是無法避免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