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牆倒下了，排放量升高
如果氣候運動有個誕生日，也就是這個議題終於進入公眾意識、再也無法忽視的時刻，那必然是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不過，全球暖化早就出現在政治界與科學界的雷達上了。就我們目前對這項議題的了解，最核心的基本洞見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初，而最早驗證燒煤可能使地球暖化的科學突破，出現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在一九六五年，科學家廣泛接受這個概念，因此美國總統詹森從他的科學顧問委員會接獲一份報告，警告：「透過全世界的工業文明，人類正在不智的主導一場龐大的地球物理實驗......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從人類觀點來看，可能是有害健康的。」
然而，一直到美國航太總署哥達德太空研究所當時的所長詹姆士．韓森，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擠滿聽眾的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全球暖化才成為脫口秀和政治演說的內容。當天華盛頓特區是創記錄的高溫華氏九十八度，建築物的空調故障，韓森告訴滿屋子汗流浹背的立法者，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與人類活動相關的「暖化傾向真實發生」。對《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中，他補充：關於科學「是時候停止猶豫不決了」。同一個月稍後，數百名科學家和決策者在多倫多舉行歷史性的「大氣層變遷的世界會議」，首度討論排放減量。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在十一月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他們是首要的科學團體，針對氣候變遷的威脅，提供各國政府意見。到了第二年，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國人都聽過溫室效應，從一九八一年僅僅百分之三十八大躍進。
這項議題如此突出，《時代雜誌》編輯宣布一九八八年的「年度風雲人物」時，做了不合乎慣例的選擇─「年度風雲行星：瀕危的地球」，封面標題如是說，文字底下的圖像是被繩子綑綁的星球，背景中的落日餘暉彷彿惡兆。「沒有哪個人、哪件事或哪個運動，勝得過岩石、土壤、水和空氣集聚起來的我們共同的家，更能擄獲想像力或是占據頭條新聞。」記者湯瑪士．山克頓（Thomas Sancton）解釋。
比圖像更令人震撼的是搭配的內文，出自山克頓筆下：「這一年地球說話了，宛如上帝警告挪亞大洪水將臨。訊息既清晰又響亮，突然之間人們開始傾聽，思索訊息傳達的預兆。」這個訊息是如此深刻、如此根本，他認為質疑了建立西方文化的迷思。山克頓描述了危機的根源，值得我們大段引用：
在許多異教的社會裡，他們把地球看成是母親，孕育出富饒的生命。大自然（土壤、森林和海洋）被賦與神性，凡人則從屬於自然。猶太︱基督教傳統引進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地球是唯一真神的造物，上帝在塑造地球之後，命令地球上的居民，引用︿創世紀﹀的原文：「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治理的概念可以詮釋為邀請人類以自己的便利來利用自然。
這種診斷並非原創，事實上是綜合了生態思想的根本原則。但是在美國最刻意保持中立的雜誌上讀到這些話，實在是不尋常。因為這項選擇以及其他理由，許多投身環境保護運動的人士感覺一九八九年初是個重要關頭，彷彿冷戰的消解和地球的暖化匯合起來共同幫助新意識的誕生。這個新意識是合作戰勝支配，同時謙虛面對自然的複雜性，挑戰科技的傲慢。
當各國政府齊聚，辯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時，發展中國家發出強烈聲音，堅持問題的核心是主宰西方的高消費生活型態。舉個例子，在一九八九年的演講中，印度總統文卡塔拉曼（R. Venkataraman）辯駁，全球環境危機是已開發國家「過度消費所有資源，同時透過大規模工業化支持他們的生活型態」的結果。如果富裕國家消費少一點，那麼每個人都會安全一點。
然而如果一九八九年是以這種方式開場，最終則是在截然不同的氛圍下結束。接下來幾個月，人民起義會橫掃蘇聯控制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從波蘭到匈牙利，最終到達東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在「歷史終結」的旗幟下，華盛頓的右翼分子抓住這個全球大變動的時刻，摧毀政治上所有競爭勢力，無論是社會主義、凱因斯主義，或是深層生態學。他們對政治實驗展開正面攻擊，不接受除了去管制的資本主義，或許有其他可行方式來組織社會的想法。
十年之間，能夠存留下來屹立不搖的，唯有他們自己極端的、靠攏企業的意識型態。西方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不僅原封不動保存下來，而且變本加厲地浪費。美國每個家庭平均背負的信用卡卡債，在一九八○到二○一○年之間增加了四倍。同時，這種貪婪的生活型態出口到全球每個角落的中上階層，包括之前提出抗議的印度，這個國家終歸自己釀成程度難以估算的環境破壞。新時代的勝利來得既快速範圍又廣大，遠超過幾乎是任何人的預期。至於大批失敗者，則流落到臭氣薰天的垃圾山裡，翻找活命的剩餘物資。
廉價勞工與骯髒能源是成套的交易
隨著自由貿易體系就定位，海外製造成為常規，排放量不只是移轉，而是倍增。如早先提及的，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前，排放量的成長已趨緩和，從一九六○年代每年增加四．五％到一九九○年代每年一％左右。然而新的千禧年是分水嶺，二○○○到二○○八年之間，成長速率達到每年三．四％，遠超過IPCC當時的預期。二○○九年，由於金融危機稍微降下來，然而二○一○年就補償了失去的時間，創下歷史新高的五．九％，使得氣候觀察家眼冒金星。二○一四年年中，WTO成立後二十年，IPCC終於承認全球化的真相，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指明：「人為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不斷成長，有部分來自跨國境貿易商品的製造過程。」
瑞典煤炭歷史專家安德烈斯．莫姆（Andreas Malm）描述的「二十一世紀初期排放大爆發」，成因再明白不過了。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也同時成為吐出煤煙的「世界煙囪」。到了二○○七年，中國得為全球排放量每年增加的三分之二負責。部分原因是中國自己內部發展的結果─將電力供應到鄉村地區，還有修築道路。不過有許多排放量跟對外貿易直接連結。根據調查，二○○二到二○○八年之間，中國總排放量的四八％與製造出口產品相關。
「我們處於氣候危機的一項原因就是這套全球化的模式。」公民聯盟（Public Citizen）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史崔德．蘭妮斯（Margrete Strand Rangnes）表示。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需要徹頭徹尾改造我們的經濟體系，如果我們要把事情做對的話。」公民聯盟是位於華府的政策機構，向來站在反對自由貿易鬥爭的第一線。
各國政府會擁抱這種「快速、骯髒、且出口導向」的獨特發展模式，國際貿易協定只是其中一項理由，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處境。在許多案例中（中國不在其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借貸時附加的條件是主要因素，另外就是傳授給哈佛和芝加哥這類學校菁英學生的正統經濟學教義。上述及其他因素加總起來，合力塑造了所謂的（絕無反諷之意）「華盛頓共識」。在這共識之下是永恆的驅力，追求無止無盡的經濟成長。這股驅力影響深遠，如我們之後會探討的，不只是推動了過去數十年的貿易歷史。不過毫無疑問，根基於這股驅力的貿易架構和經濟意識型態，扮演了核心角色，使得排放量超速成長。
這是因為一九八○和九○年代設計出來的特殊貿易體系，主要驅力之一就是讓跨國企業永遠享有自由，搜遍全世界找出最便宜、最容易剝削的勞動力。這趟人力搜索旅程經過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加工出口區的血汗工廠，在南韓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到了一九九○年代末，實際上所有的路徑都通到了中國，這個國家薪水異常的低，工會遭到殘酷鎮壓，而且政府願意投入似乎是無限的資金在龐大的基礎建設上（現代化港口、四通八達的公路系統、無數的燃煤電廠、大型水壩），都是為了保證工廠永遠燈火通明，生產線上製造的產品可以即時送上貨櫃船。換句話說，這是自由貿易者的夢想，卻是氣候的夢魘。為什麼是夢魘？因為低薪和高排放密切相關，或者如莫姆所說：「追求廉價和有紀律的勞力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攀升有因果關係。」為什麼不會有關係呢？為了一天幾毛錢就願意把勞工操到極致，相同的邏輯也會去燃燒堆積如山的髒煤，而不願意花半毛錢管制汙染，因為這都是最便宜的生產方式。因此當工廠搬遷到中國，生產過程也顯著變髒了。如莫姆指出的，一九九五到二○○○年間，中國的用煤量稍微下降，結果製造業的蓬勃再度讓用煤量攀升。把製造部門遷到中國的公司本意並不是要提高排放量，他們追求的是廉價勞工，而結果證明，受剝削的勞工和受剝削的地球是包裹在一起的交易。不穩定的氣候是全球資本主義不受管制所付出的代價，並非刻意為之，然而是無法避免的後果。
汙染和剝削勞工相關，從工業革命初期到現在，一直是如此。然而在過去，當工人組織起來要求較高的薪水；當城市居民組織起來要求乾淨的空氣，公司大致上就會被迫改善工作條件與環保標準。自由貿易時代的來臨改變了局勢。由於實際上移除了資本流動的所有障礙，企業可以在每一次勞工成本開始上揚時，收拾好包袱走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大型製造業在一九九○年代末期離開南韓前進中國，也是為什麼現在許多企業離開薪資上漲的中國，前往薪資便宜許多的孟加拉。所以儘管我們的衣服、電子用品和家具可能是在中國製造的，依循的經濟模式主要是在美國打造的。
然而當富裕的工業化國家開始討論氣候變遷的主題時，立即的反應常常是，都是中國的錯，以及印度的錯、巴西的錯等等。為什麼要傷腦筋削減我們的排放量，既然每個人都知道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才是真正問題，他們每個月新開張的燃煤發電廠超過我們可能關閉的電廠。提出這樣的論辯，彷彿我們西方人只是旁觀著這種魯莽而骯髒的經濟成長模式；彷彿不是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跨國企業推動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說出這樣的主張，彷彿不是我們自己的企業一意孤行，再加上中國獨裁統治者的全力配合，將珠江三角洲轉變成他們的排碳經濟特區，製造的產品直接運上貨櫃船，送達我們的超市。全部奉經濟成長的神聖名義行之，搭配的祭壇的是高消費，遍及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這一切的受害者都是平民百姓─華雷斯城（墨西哥）和溫莎市（加拿大）的工人丟了工廠的工作，而深圳和達卡的工人獲得工廠的工作。這些工作此時已經可鄙到有些雇主在屋頂周邊安置網子，好接住往下跳的工人；或者安全法規如此鬆懈，當建築物倒塌時會壓死數百名工人。受害者還有把含鉛玩具擺到嘴裡的小娃娃；期待安然度過感恩節購物狂潮的沃爾瑪員工，結果被狂奔的消費者踐踏而過，而他們依舊賺不到基本生活工資。同時中國村民的民生用水，遭到我們引以為藉口而不採取行動的火力發電廠汙染。北京和上海中產階級的小孩也被迫留在室內玩耍，因為空氣太汙濁了。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一書；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被譽為當代最重要思想家及公共知識分子。除了是獲獎無數的記者，也身兼專欄作家、《紐約時報》簽約作家。《NO LOGO》是克萊恩一鳴驚人之作，全球銷售超過百萬冊，被《紐約時報》譽為「反抗運動聖經」，也讓她成為左翼陣營的明星、反全球化的代言人。《震撼主義》於2007年出版，對自由市場經濟提出深刻批判，本書則聚焦於氣候變遷與資本主義之關聯，榮獲加拿大The Hilary Weston Writers' Trust Non-Fiction Prize、《金融時報》年度好書等肯定，並廣為各重要國際媒體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