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科，法律人的職業也很容易產生 權威性格，而流於專斷。愈擁有別人不懂的專業，愈須謙虛 ；愈掌有令人敬畏的公權力，愈須謹慎。」─許宗力〈青年法律人的一封信愈掌有令人敬畏的公權力，愈須謹慎〉
這是頂新案一審承審法官吳永梁在判決書文末引述的一段話，做為曾經判決富味鄉無罪的法官，他再一次違背「社會期待」，對曾經引爆巨大食安風波的頂新做出無罪判決。在洋洋灑灑二百三十七頁的判決書末，他特別加了一段「末此一敘」，顯然對他的判決可能引發的社會爭議，早有心理準備。
無可諱言，吳永梁法官的判決結果，帶給台灣社會強烈的挫折感。如果司法不能懲戒無良企業，那麼司法還能成為正義的防線嗎？如果修了又修的食品安全法，不能成為法官刑上黑心食品的法律依據，修法又有何益？如果法律條文只是法治國家的櫥窗展示品，不能發揮懲罰警示的作用，朝野立委又何須彼此互控放水，不只是做做樣子騙人嗎？如果全民憤慨的「滅頂行動」結果竟是無罪判決，那還有什麼民意壓力可以讓司法勇於承擔，挑戰大企業？
法官也是人，在全民發起抵制頂新的時刻，或許難免也會興起「那就換個牌子」的想法，但是，司法判決不是消費者運動，不論頂新判決有罪或無罪，消費者都有權利選擇自己信任的商品，台大校長楊泮池要台大全面抵制頂新商品，也是台大師生的權利，台大不進頂新商品，是對頂新的不信任，是否是對司法的不信任，卻不一定能完全畫上等號，公民運動與司法程序本來就是兩碼子事。法官可以判決頂新無罪，卻不能堵住罵頂新的全民悠悠之口。
一九五五年的日本，有過森永毒奶粉事件，六０年代還有米糠油事件，法院判決相對都對大企業有利，足足花了十三年時間才確認森永奶奶與受害兒童的直接關連，最終法院判刑森永兩名員工三年，森永並負擔起照顧受害兒一生的責任；然而，日本能成為食品安全相對讓人放心的國家，靠的並不是法院判決，而是自我覺醒的消費者，從「生活者運動」、「有機農業實踐」、「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合作運動」…，不一而足，是民間力量讓消費者有了「拋開大企業」的可能，從建立了一個消費者與小型專業生產者的緊密關係開始，建構產品的身份履歷，台灣比日本慢了足足半個世紀。
如果吳永梁法官也有強烈的消費者自覺，拒絕一個不被大眾信賴的食品廠牌，他還會判決頂新無罪嗎？
就司法論司法，就個案論個案，在頂新案中最值得檢討的是檢察官的證據，為何薄弱到不足以讓法官採信頂新有罪？檢察官無法證明從越南進口的大幸福油品有問題，甚至連飼料油都不是，連筆錄都不確實，卻三番兩次要求法官依照「人民的法律感情」判斷，這是連基本的訴訟能力都有問題了。吳永梁在判決書中一再述及「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的憲法原則，簡直是苦口婆心上憲法與法律課程，他恪守「刑罰謙抑」，還不斷提醒不要模糊「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因為刑罰是以國家權力侵害人身財產自由以達到懲戒目的，務期戒慎。
他的論證連前衛生署長楊志良都發飆，大罵「人命關天、健康第一，食品安全應該堅守最嚴格的標準，只要原料不對，例如是工業用或動物用，不管如何精煉、如何通過檢驗，就是不合格。」楊志良說得也沒錯，問題是檢察官無法舉證頂新原料有問題，連病死豬都不是。
根據食品安全法第十五條凡有摻偽或假冒，都觸犯四十九條之刑責。吳永梁比較值得爭議的是以限縮解釋（即從寬），認為若無違害或實際影響健康者，仍應排除「刑罰」，他的立論一以貫之：因為刑罰係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動輒以剝奪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利為手段之制裁，自應嚴格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之刑法規範基本原則，不論是溯源管理或遠端控管風險，都不應在刑罰範圍，以免人民遭受難以預測之損害。他以越南米摻台灣米，蔗糖混蜂蜜為例，都應屬行政不法範圍，若適用第十五條刑責，就不符合刑法比例原則。
當然，吳永梁的見解，或許也未必是法界共識。但是，不能不想想，做為法治國家的台灣，還羨慕或嚮往「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的嚴刑峻法嗎？還是信守憲法保障人權的核心價值？吳永梁之言：「法官的工作並非順從輿論，而是保障各種基本權利…，被告在刑事程序上的基本權利，不應是作為安撫民意的祭品。」在全民皆曰可殺的氛圍下，更值得深思。
頂新無罪，你生氣嗎？吳永梁有他的立論基礎，但是，此案仍可上訴，二審法官對食品安全法會從寬還是從嚴？仍未可逆料，雖然不論從寬或從嚴，對檢察官能於二審提出多少更鞏固起訴頂新的證據，實在很難樂觀，不過，別忘了，抵制不被信賴的商品，是我們的權利。不相信他，就拒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