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原本在董事會的支持下有希望成為台灣高等教育奇蹟典範的私立大學，就此踏上與眾多私立大學一樣的崩解危機中，筆者心中的悲痛，實在無法以筆墨言喻。以下，我嘗試分析該所私立大學之所以至今仍無振弊起衰之決心的四個可能原因：
第一是該校主政者對109乃至於117學年度的少子女化浪潮挑戰仍毫無所覺，渾然不知改革的迫切性已刻不容緩。不過，筆者認為此一原因的可能性極低，因為這一波少子女化浪潮來的如此凶險，教育部及各大學校院早有所察，該校主政者應該不致毫無覺察。
第二是該校主政者仍自信在董事會的大量經費挹注下，可使該校以目前的組織架構安然度過109學年度的挑戰。這當然就是錯估形勢，以為有大量資源為後盾，拼倒其他學校後便即安全的錯覺，殊不知109學年度比現在少3萬3千餘人的缺額，又豈是拼倒幾個大學就可以的。
第三是該校主政者明知109學年度的嚴苛考驗，也了解到即使有董事會的經費挹注，也難以讓全校所有系所安然度過，但是卻完全沒有應對之策，故而也只能以不變應萬變，等待109學年度的到來。但是，這實在無異於鴕鳥心態，因為這凶險的海嘯並不會因為我們不理會它就不會到來。
第四是該校主政者早已知道這股海嘯的危險，也評估過所有可能的因應策略，甚至了解若不整併系統與減少招生名額，勢必會有一些系所會拖垮全校，但是卻不敢或不能針對全校組織架構進行整併與減招，以其表面的婦人之仁，放任該校在這波少子女化浪潮中隨波逐流、自生自滅。
上述四種可能的原因，筆者以為不僅適用於分析該所私立大學，甚至可能也可作為台灣眾多大學校院的通例。因此，面對109甚至117學年度的少子女化挑戰，台灣的眾大學校院應該如何因應？答案幾乎已經呼之欲出了。
是的，就是以109學年度的應屆大一新生人數為目標，甚至是以117學年度的新生人數為底限，設定現在的招生名額（換言之，必須大幅地降低招生員額）；然後以此招生員額為目標，尋求各大學在此台灣高教環境下的自我定位（研究型、教學型、社區型、菁英型、普及型、公益型、商業型……等）；依此自我定位進行教育藍圖的規劃及組織架構的調整；最後，或許這個大學還能在如此慎密思維的佈局安排下，面對109或117學年度少子女化浪潮來襲時，屹立不倒於台灣高等教育界。除此之外，台灣各大學想要毫髮無傷地在這海嘯中全身而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個答案說來簡單，但實施起來可不容易。因為對私立大學而言，學校組織架構的調整勢必涉及原有教職員生的工作權受損，必須配套地研議出完善的優惠退休或資遣方案，方能妥善安置所有教職員生，而這就必須要有一筆額外的經費。以台灣目前的各私立大學狀況來看，甚少有董事會願意出這筆錢，更不用說轉換校產以資助於此用途了；至於國立大學，除了少數幾所頂尖大學可以完全無視於109或117學年度的挑戰外，其實某些後段的國立大學早就對這波少子女化浪潮深具危機感了，但可惜的是，國立大學對少子女化的變通性太低，也缺欠真正想要改革的決心，故而多仍以國立大學的保守招生優勢為主。但是切莫忘了，即使招生註冊率100%，可是招收進來的學生及其素質，真的是這些國立大學校所需要的嗎？
教育百年大計，最忌搖擺不定，一旦決定教育方針與發展策略，就該貫徹實施。但是放眼目前台灣的高教現況，教育部放任各大學校院自生自滅，各大學為了生存與招生更醜態百出，如同筆者曾在拙文〈台灣的高等教育還有救嗎？──致新科教育部長葉俊榮〉所言：沒有了對教育理念的堅持，台灣不論是修《大學法》、修《私校法》、修《評鑑法》、還是修各種法規，都終究只是各行其是的破碎拼圖而已。教育一旦失卻了它的本質，再多華麗的口號與標語都不過是一層薄薄的包裝，109學年度的少子女化危機，或許不過就是撕開這層華麗包裝的契機吧！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高教工會大雄分部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