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場音樂會都是記憶的碎片,這些碎片組成了他的人生:《我喜歡思奔,和陳昇的歌》選摘(2)

2018-12-20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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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意味著偶然性(contingency),它與因果關係的必然性(necessity)相反。沙特認為,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人的存在是沒有什麼理由和目的,他沒有先天固定不變的本質。人的存在是偶然的,這種偶然性導致了各種情緒,如憂慮、噁心、煩惱。既然存在是偶然的,那麼人所處的世界自然充滿了荒謬性和任意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人要面對死亡的宿命。儘管如此,沙特的創作被看作是「自由劇」(有時被稱為「境遇劇」),因為即便境遇極限,人也不能放棄選擇的自由。沙特強調,人的存在,是自己創造自己,並超越自己。這裡的「超越」包括對宿命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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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臺灣六、七○年代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都深受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存在主義又稱為生存主義,在哲學上主張非理性主義,同時強調個人自由、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臺灣知名女作家施叔青在談及臺灣文學創作與存在主義哲學的關係時這樣寫道:「在六○年代,我們移植了歐洲、美國的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們讀書時,一定要看存在主義作家,想沙特一些劇作《無路可逃》,還有他寫的《蒼蠅》那些書。」(施叔青、廖炳惠〈後殖民歷史與女性書寫:從香港到鹿港〉,收錄於《想像的壯遊:十場臺灣當代小說的心靈饗宴》)當自我意識不能超越存在的局限,生存的本能不可抗拒社會的規範時,宿命的感覺會更為強烈。臺灣另一位我喜歡的女性主義作家李昂(施叔青的妹妹)也多次提到存在主義哲學如何影響了她早年的文學創作。譬如,她如何在小說書寫中通過對社會、情愛、以及性的「反叛」尋求個人內在與女性命運的抗衡。我不相信陳昇寫宿命、寫孤獨只是為了裝「文青」,玩文字遊戲,在歌詞中放點時髦的字眼,配上音樂吸引別人的眼球。我認為他是在做一種哲學上的思考,一種對自己人生的反思,包括人是否要對自己的選擇負道德的責任。陳昇的出身背景(鄉村草根)、他的性格特質(堅持自我,喜歡問為什麼)以及他所從事的演藝職業(充滿競爭與惡鬥)都迫使他思考這樣的問題。他唱到:

當然可以活在幻想裡面,或者透支青春填滿慾望
而生活就像無數的弧線,交錯在人們無意之間
無法改變,很難期望有人陪你傷悲
──〈宿命〉

陳昇每年的年底都要在臺北舉辦跨年演唱會,已經連續近四分之一的世紀沒有間斷過。我這裡要問的是:如果說第一場舉辦的音樂會或許是個偶然因素造成的(關於舉辦跨年演唱會的起始,陳昇早有解釋),但以後發生的事情是陳昇的自由意志呢?還是「和尚敲鐘」的本分呢?其實,反觀每場音樂會,對陳昇而言,都是記憶的碎片,而他的音樂生命正是由這些碎片所組合的;而整合這些碎片的動力,來自於音樂人一次又一次對生命中所有「不可能」的挑戰。

《我喜歡思奔,和陳昇的歌》立體書封。(時報出版)
我喜歡思奔,和陳昇的歌》立體書封。(時報出版)

*作者張穎為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喜歡思奔,和陳昇的歌:寫在歌詞裡的十四堂哲學課》(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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