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的家譜裡沒有我的名字──〈賊〉
陳昇《放肆的情人》（一九八九年）專輯中有一首不大會被人提起的歌，名為〈宿命〉。在管樂的伴奏下，歌曲是這樣開始的：
不為什麼而活，是灑脫，是無奈
生活早已選擇了我，還是我決定如何來生活
總有理由原諒自己，是習慣，還是純粹喜歡
喜歡不對自己負責
陳昇還有張專輯，用英文起的名字，叫《My Destiny》（我的命運），收錄在他二○○二年出版的《一朝醒來是歌星》的自傳中。陳昇曾經說過：「聽說一個人
該走向何方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註定了。」（陳昇《九九九九滴眼淚》）其實，他在其他歌曲中也有不少類似的表達，像「當我們必需遺忘，習慣於宿命過往，生命就不再是恍惚年少」（〈路口〉）。
挑戰生命的不可能
「宿命」暗示著「我無法掌握我自己」。然而，如果我們對自身的命運充滿殘缺的認知，又如何對人生的種種選擇擁有充分的認知呢？再者，如果生活充滿了偶然和無序，我們每一步的自我選擇又會有什麼意義呢？
說到底，宿命（fate）或宿命論（fatalism）意味著我們的人生的許多決定是被決定的，而不是我們的自由意志所可以控制的。而且，這些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是隨意且獨斷的（arbitrary），找不到哲學上或神學上的因果律（基督教的上帝決定論和佛教的業報理論都不屬於宿命論的範疇）。宿命論是一種徹底的不可知論，認為冥冥之中存在太多的偶然因素。人生找不到可以明晰的軌跡，找不到x = {}的方程式。然而弔詭的是，人的一切活動，包括意識活動，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即對「可能」的選擇。因此，人的存在就是實現自己的「可能」，以此證明自己「在場」。那麼，宿命是否是對「可能」選擇的否定？
我本人一直對宿命論的問題有興趣，這和我在讀碩士研究生是學習西方戲劇有關。我尤其喜愛古希臘悲劇，像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的索福克里斯所寫的《伊底帕斯王》和《阿伽門農》。古希臘悲劇亦被稱爲「命運悲劇」，因為它的主題往往是關於主人公的個人意志和命運的衝突。按古希臘人的宿命論，命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知的，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
「宿命論」帶來一種「悲劇觀」，而「悲劇感」產生於主人公（即悲劇英雄）在苦難中對命運的反抗。在無望但又英勇的反抗中，我們感受到一種生命的力量和崇高。如伊底帕斯，一位有責任、勇敢的國王，最終不能擺脫命運的安排，殺父娶母，自己卻毫無所知，最終伊底帕斯不得不在百感交集中刺瞎了雙眼。《伊底帕斯王》在展示注定發生的事不會因為人的選擇而改變的同時，也彰顯了人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
中國大陸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說過：「悲劇比別的任何文學形式更能夠表現傑出人物在生命最重要關頭的最動人的生活，它也比別的任何文藝形式更能使我們感動，它喚起我們最大量的生命能量，並使之得到充分的宣洩。」（朱光潛《悲劇心理學》）
這裡所謂的「宣洩」就是亞里斯多德在《詩論》中談到的悲劇的「淨化」（catharsis）功能；即人們透過觀賞悲劇故事，產生「恐懼」、「憐憫」之心，進而得到心靈上的淨化和洗禮。然而亞里斯多德畢竟是「後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崇尚理性，認為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解釋。因而他不喜歡「好人受難」的命運之說，由此把悲劇的產生歸結於悲劇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tragic flaw）所導致的判斷錯誤。而我更喜歡宿命的解釋，因為古希臘的宿命不是意味著絕望和放棄，而是與命運搏鬥和反抗，哪怕最終會失敗。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阿爾貝‧卡繆在他著名的哲學隨筆集《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諸神為了懲罰薛西弗斯，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薛西弗斯一次次的推，巨石一次次在接近山頂上滑落。薛西弗斯明知他永遠不可能成功，但還是堅持著，一次又一次地推動著巨石。顯然，薛西弗斯不是「滾石」英雄。
卡繆從這個神話故事中，看到了人生的荒誕宿命。然而他借薛西弗斯的形象在對世人說：「我反抗故我存在」。薛西弗斯的精神，像希臘悲劇中面臨不可抗拒之力而仍然奮戰的英雄一樣，雖被命運擊敗，但意志永不屈服。卡繆說：薛西弗斯是荒誕英雄。其英雄的氣質「既出於他的激情，也出於他的困苦。……在他離開山頂的每個瞬息，在他漸漸潛入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的石頭更堅強。」卡繆在小說的結尾寫道：「薛西弗斯是快樂的，沒有人可以審判他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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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在他的小說《牆》中亦體現人生「無路可逃」的宿命。沙特將人物放在被判死刑的特定環境裡：三名被牆圍住的死囚把自己的真實面目都暴露出來，他們如困獸般互相仇恨對立，但共同的命運又把他們連接在一起。在死亡面前，他們體驗了焦慮、恐怖與絕望。
雖然主人公巴伯羅與其他人囚禁在一起，但他感到孤獨；他一直為解放西斑牙而奮鬥，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有永恆價值，但面對死亡他卻不能再肯定自身的價值。巴伯羅被政府擒獲，被敵人判處死刑，他誓死不屈，一直拒絕吐露同伴拉蒙的所在。後來為了跟敵人開玩笑，故意說拉蒙躲在墳地，但拉蒙竟然鬼使神差似的躲到了墳地，正好被捉住。巴伯羅因此免受死刑，小說的結論是：生與死都是荒謬的，巴伯羅最終無法擺脫命運的嘲弄。
宿命意味著偶然性（contingency），它與因果關係的必然性（necessity）相反。沙特認為，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人的存在是沒有什麼理由和目的，他沒有先天固定不變的本質。人的存在是偶然的，這種偶然性導致了各種情緒，如憂慮、噁心、煩惱。既然存在是偶然的，那麼人所處的世界自然充滿了荒謬性和任意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人要面對死亡的宿命。儘管如此，沙特的創作被看作是「自由劇」（有時被稱為「境遇劇」），因為即便境遇極限，人也不能放棄選擇的自由。沙特強調，人的存在，是自己創造自己，並超越自己。這裡的「超越」包括對宿命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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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臺灣六、七○年代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都深受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存在主義又稱為生存主義，在哲學上主張非理性主義，同時強調個人自由、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臺灣知名女作家施叔青在談及臺灣文學創作與存在主義哲學的關係時這樣寫道：「在六○年代，我們移植了歐洲、美國的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們讀書時，一定要看存在主義作家，想沙特一些劇作《無路可逃》，還有他寫的《蒼蠅》那些書。」（施叔青、廖炳惠〈後殖民歷史與女性書寫：從香港到鹿港〉，收錄於《想像的壯遊：十場臺灣當代小說的心靈饗宴》）當自我意識不能超越存在的局限，生存的本能不可抗拒社會的規範時，宿命的感覺會更為強烈。臺灣另一位我喜歡的女性主義作家李昂（施叔青的妹妹）也多次提到存在主義哲學如何影響了她早年的文學創作。譬如，她如何在小說書寫中通過對社會、情愛、以及性的「反叛」尋求個人內在與女性命運的抗衡。我不相信陳昇寫宿命、寫孤獨只是為了裝「文青」，玩文字遊戲，在歌詞中放點時髦的字眼，配上音樂吸引別人的眼球。我認為他是在做一種哲學上的思考，一種對自己人生的反思，包括人是否要對自己的選擇負道德的責任。陳昇的出身背景（鄉村草根）、他的性格特質（堅持自我，喜歡問為什麼）以及他所從事的演藝職業（充滿競爭與惡鬥）都迫使他思考這樣的問題。他唱到：
當然可以活在幻想裡面，或者透支青春填滿慾望
而生活就像無數的弧線，交錯在人們無意之間
無法改變，很難期望有人陪你傷悲
──〈宿命〉
陳昇每年的年底都要在臺北舉辦跨年演唱會，已經連續近四分之一的世紀沒有間斷過。我這裡要問的是：如果說第一場舉辦的音樂會或許是個偶然因素造成的（關於舉辦跨年演唱會的起始，陳昇早有解釋），但以後發生的事情是陳昇的自由意志呢？還是「和尚敲鐘」的本分呢？其實，反觀每場音樂會，對陳昇而言，都是記憶的碎片，而他的音樂生命正是由這些碎片所組合的；而整合這些碎片的動力，來自於音樂人一次又一次對生命中所有「不可能」的挑戰。
＊作者張穎為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喜歡思奔，和陳昇的歌：寫在歌詞裡的十四堂哲學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