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王岐山就「執政合法性」談話新意不大

2015-09-12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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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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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現身講話引起各方關注。王在會上提到中共執政合法性這個敏感話題。一些國際媒體評論認為,在多達60位中國國內和國際學者面前,可代表中共最高層意志的王岐山論述中共執政合法性,可謂「突破性」政治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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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話題,BBC中文網早間採訪了英國劍橋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問題專家,在1980年代曾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的張煒博士,請他解讀王岐山談話有那些值得關注的地方。

多少新意?

在王岐山「合法性」講話是否有新意問題上,張煒主要認為作為中共最高領導層代表人物敢於討論執政合法性問題並使用「合法性」這個詞彙是個比較新鮮的事物,但是王岐山對中共執政合法性論述的本身卻毫無新意。

張煒說:「其實毛澤東說過類似的話,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胡耀邦也說過類似的話。但他們講話不是現在,因為合法性這個詞,其實是比較新的一個東西,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以後,從英文詞轉化出來的東西。」

他分析指出,中國講的合法是法律意義上的合法,而西方講的合法性則包含法律或法理以及政治上的兩重意義; 而執政合法性這個概念,更是中國逐步融入國際社會以後,是中國一些社會工作者從海外歸來之後引入到中國政治語彙中去的。 正因為如此,中共領導人開始使用「合法性」這個詞彙本身是一件比較新鮮的事物,但是其後對這種意思的表達並沒有多少新意。

「源於歷史」

據報,王岐山在對話會期間談到中共執政合法權問題時說,中共執政合法性「源於歷史」,由「人心向背」決定。

張煒認為,王作為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敢在國際場合談合法性問題,是想表明他對這個問題在國際上發展的了解程度,顯示他是跟著世界潮流走的,也是需要一定政治勇氣的,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

他還認為,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個話題被講出來了,也說明圍繞執政合法性問題的中共黨內外議論越來越多,使中共高層也不能不面對這個問題,也應被看作是一種進步。

但是,他認為王岐山最終對合法性的解釋卻仍然落入俗套,並沒有擺脫共產黨傳統的官方套話。

他指出,「合法性來源於歷史」這句話等於沒有說,因為任何事情都可能由合法變為不合法。 一句「來源於歷史」就等於是說只要你成功了一次就永遠不會不合法了,永遠不會有不被人民認同的東西。這種說法與他們自己現在要做的,要反對腐敗,要從新回到黨的優良傳統,這個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

習近平共識?

張煒在分析中還指出,從王岐山與習近平的緊密關係來看,私下是應該會討論「執政合法性」這樣問題的。

「特別是考慮到他和習近平在反腐方面發揮的一些特殊的作用,更使得他們在這方面應該有更深入的討論。否則為什麼要開展動靜這麼大的在黨內高層以反腐為名義的清洗呢?」他說。

張煒認為,習近平和王岐山應該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深刻意識到腐敗的中共高層官員正對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造成特別大的損害。

張煒還特別指出,王岐山與習近平一樣都是所謂太子黨,他在討論這種問題時會比較少顧忌:「包括習近平、王岐山、劉源、劉亞洲這些人,他們就敢於在語境上出些新詞,因為他們的忠誠是不會受懷疑的,反而是那些技術官僚,或者是官二代那些人,反而是在這方面少有建樹。」

他說:「這反映了共產黨目前的一種政治生態,並不等於說這個黨就有生機了,太子黨就可以挽救共產黨了。」

權力與認同

在評論王岐山所講到的「從嚴治黨」,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裏等話題時,張煒認為目前還看不出中共有真正監督和制衡最高權力層的任何最新動作跡象。

他指出,中紀委最近是加大了對中央委員會以下各級幹部的監督,而對最高層的監督還沒有任何有形的動作,也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討論。

他說,人們談合法性從政治上來講就是一個認同問題; 而認同的反面就是不認同。 討論認同與不認同就應該給老百姓一個選擇權——認同什麼,不認同什麼。 如果一個黨、一個利益集團自詡合法,並強行要求民眾認同,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很滑稽可笑的。這麼做的人本身就沒有合法性,就沒有權力去討論合法性。

因此,他認為,如果沒有普羅大眾對認同與不認同選擇權,那麼討論合法性不合法性都是假命題。

他表示,癥結關鍵在於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如果不被關在籠子裏,無法受到監督,那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一定的。而習近平上台以來所採取的幾大措施,從最先是打擊所謂網絡大V,然後是對媒體嚴厲打壓和對律師打壓,等於是打擊言論,打擊法制獨立。

他說:「沒有輿論的監督和沒有法律的獨立,要想把任何權力關進籠子都是一句空話。」

先集權改革再放權?

針對不少中國國內分析人所說的,習近平、王岐山大力反腐集權的目的是推動改革,以便最終實現更大的民主和分權的說法,張煒也不以為然。

他說:「我不這麼認為。我和我在中國大陸的很多朋友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都有分歧。我認為第一,這個說法是無法證明的。第二,集權並不是推動改革的唯一做法。」

他指出,中國現在情況與過去不同了,不再是一個最高領導人具有權威號令天下推動改革的時代了。 現在是全社會要求改革的時代。而且是全社會為改革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和做法的時代。

所以他認為最高領導人只要順應社會,社會在自然討論和依照法制保護的環境下,改革的措施是必然會出來的。非要依靠最高領導人的絕對權威才能推動改革,只是攬權的說辭而已。

(採編:晧宇 / 責編: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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