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遙遠的一個不知名的小島，漂來一顆椰子，遠離你故鄉的海岸，你在海浪上漂盪了多小時光？我想念遠方的潮汐，不知何時方能回到故土。」雷伊泰島被盟軍攻陷後，抱著必死決心的神子下士，夜裡哼唱著這首他最喜歡、也教過學生唱的歌曲。
戰前，他是位老師。
大戰到了塞班島、中途島、硫磺島…盟軍反攻的時刻，反覆出現的就是日軍死守、不論是戰死、餓死或重傷拖到死，每天以數以百計的人數消亡於這個世界上，不分軍階的共同叩問，「這樣的死，對帝國有助益嗎？」對戰場上倖存下來的人而言，這樣的叩問是必要的，否則找不到自己活下來的動力和意義。
個人到底需不需要為國家生死以之？
雷伊泰戰役後，神風戰術成為日本整體防禦戰術的一環，光是沖繩島戰役就出動六次大規模神風特攻，一千五百多架戰機。歷史學者John Toland說，「這些飛行員的瘋狂行徑徹底嚇壞美國人。」他引用海軍中將Wilson Brown的評論：「這種與西方哲學如此不同的景象，就有如被催眠般著了迷，當我們抽離恐懼感看著『神風』戰機俯衝而來時，我們忘了自己是受害者，而是不由自主地思索這些從天而降的人的想法。」
神風創建人大西瀧治郎在日本決定投降後切腹，刀不夠利竟沒死成，他叫來刀的主人兒玉譽士夫，身受重傷的交待後事，包括他留給妻子的遺書。兒玉說他要隨大西而去，大西痛罵他「你現在死又能得到什麼？把信送到厚木基地，控制住那群不受管制的傢伙（軍國主義份子），比死在這裡更有益於日本。」兒玉要請大西太太過來，懇求大西在老婆到之前不要死，大西淡淡地笑著說，「一名軍人自殺，又故意拖延死期就只為了和老婆見上一面，還有比這更蠢的事嗎？」
大西遺書中，還包括一首俳句：「清醒異平常／疾風風暴過後的／一輪明月啊。」
死，從來不是容易的。戰場上沒能切腹或自殺式衝鋒下陣亡的日軍，除了被俘者，還有許多就此被遺棄在各個島上，飢病交迫，靠生存的意志活下去。硫磺島戰役還有半年後才投降的人。半年，久嗎？還記得遺棄在摩羅泰島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唔嗎？中村輝夫、李光輝，他在「戰場」上被棄置了三十年，重回人間不知大戰早已結束，他的國家，也早就不一樣了。
能寫遺書的豈只是切腹的日本軍官。衡陽守城四十七日的方先覺將軍的遺書，從長沙保衛戰寫到死守衡陽，每一場戰役都是人生的最後一役，給「鈞座」的最後通電就不提了，在長沙他寫下給妻子的信：「蘊華吾妻，我軍此次奉命固守長沙，任務重大，長沙的得失，有關抗戰全域的成敗。我身為軍人，守土有責，設若戰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顧……。」方先覺沒死在戰場，他到了台北，就算不是鬱鬱寡歡，也再不受到重用。
可以說能寫遺書的人還是幸運的嗎？至少百代之後，還有人有機會知道這個名字。在戰場上，有多少沒辦法為自己留下隻字片語的命若蜉蝣之人。在那樣一個戰爭的年代，做為人，到底有多少選擇的機會？中國人，可以選擇到延安到重慶，不能不選擇奮力死守國土；台灣人，可以選擇到上海、到重慶、到延安、到滿洲國，但是，怎麼選擇自己的國家？
閱讀山崎豐子的小說《兩個祖國》中，東京戰犯大審的場景，揪心極了，每每擲書長嘆，作者糾結於美日兩個祖國，那中國人呢？不可思議，從小到大，東京大審的材料還要從日本小說中尋覓，我們幾曾真正正視重視我們父祖輩顛沛一生的歷史？那台灣人呢？誰來告訴我們如何聚合從不同歷史情境中倖存的人們？
除了日貨，我不怎麼喜歡日本這個國家，連日劇都看不大入味，但對日本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格─不論是神道思想或悲劇性，都有強烈的好奇心。沒辦法，因為他們特殊的菊花與劍的悲劇性，我的父祖輩從此漂零失根，家族與名俱逝，連叩問「這樣對國家有益嗎？」的機會都無，這樣也滿好，中國人的哲學是「天高皇帝遠」、「好死不如賴活」，不論國家怎麼變，個人都要好好活著，留不下名字不重要，留下兒女重要些。
閱讀二戰歷史，很難不為所有被遺棄在諸島中的官兵，不論是日籍、美籍，或者因為戰術需求，在中國以花園口決堤阻絕日軍前進而犧牲的眾多留不下名字，只剩下數字的人命悲傷。所有的同情和悲傷，只能說明日本當年做為侵略者、驅民以戰的事實。歷史不能重來，我們不可能告訴後切腹自裁的日本將軍：你可以不切腹，只要你的國家選擇不侵略。
二戰遺緒今猶在，我們這一輩人的教育是：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了什麼，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然而，文明，應該是重視每一個個人，生命的價值應該總在政權之上。台灣人因為吃過各種不同政權的苦，我們要不斷叩問不同顏色的政黨：這樣對我們的國家有利嗎？還要不斷叩問國家：這樣對你的人民有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