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6月27日社評〈一根菸，電影變A片〉，內文提到，台灣的衛福部在文化部所舉行的電影分級審查會議中建議：凡是吸菸畫面，就不該列為普遍級，如果在保護級或輔導級出現，就該加上標示警語。
風評指出：這個建議難不成要將所有吸菸畫面的電影都比照Ａ片，列為「限制級」？此議還引起電影人強烈反彈，認為比諸戒嚴時期的「社教片」還嚴格，當年的道德重整還整不到吸菸畫面。
菸品的文化和歷史意涵
的確，「反菸」的文化近幾年成為一種近乎肅殺的文化霸權，吸菸者彷彿成為新世紀福爾摩沙淨土的「全民公敵」。尤其在資源豐沛、政經關係良好的董氏基金會主導之下，《菸害防制法》的修訂，每一次都更為嚴苛、緊密，吸菸者被以董氏基金會為代表的社會勢力形塑為一個「想像的民族」──「吸菸族」。該族的行為不僅危害他們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並且至少在兩方面危害了「共同體（社會/國家）」的健全：1.經由他們自己的健康損害使公共衛生醫療資源負擔增加；2.經由菸品有害物質的散逸，危害其他家庭/社會成員的健全體魄。因此，吸菸被界定為一種危害自我與公共利益的行為，必須經由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防止並控制。
多年前，為了謙卑地捍衛吸菸者越來越緊縮的小小人權，一群朋友組成了「相思草人權促進會」，也辦了幾場座談。憑藉既往的活動紀錄，我想在此提出一些感慨之言，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材料。
首先「相思草」做為台灣第一個正式立案的吸菸者權利團體，很有意思，因為，它注意到菸品的文化和歷史意涵。清朝沉穆《本草洞詮》就有「煙草一名相思草，言人食之，則時時思想，不能離也」的說法。更早之前，明代姚旅的《露書》也留下許多與菸草種植有關的故事。最引人入勝的是一則傳頌久遠愛情故事，說是有一國之王失去愛妃，痛不欲生：「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根據這個傳說，菸草的種植，竟是源自一則愛情故事，因「相思」而種植，為了「忘憂」而吸食。
西方的傳說則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同時，也發現印第安人口中叼著某種植物葉片。他最初以為是奇風異俗，後來才知道那是一種能引起人興奮的「靈草」，吸食後再也離不開。「靈草」也因此成為「相思草」。
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了菸草在醫藥上的記載。各種版本的草藥書裡面，大概都有記載菸草「活血散瘀，清熱，止血止痛、解倦……」等功用。中國更特殊的一項文化是鼻烟和鼻烟壺工藝的出神入化。清代劉廷璣《在園雜志》中寫道：「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鏤金、琺瑯、象牙、伽南（即沉香木）、各種雕鏤纖奇，款視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
由此可見，菸品的生產和使用，是民間長時積澱的一種文化和智慧。在美洲的印地安人社會，部族之間的糾紛，通常是透過雙方相互點燃菸筒，而後在瀰漫的煙霧中冷靜下來尋思和解之道的。在台灣，我們當然也知道，道上兄弟要調解矛盾，「請菸」是必要的禮數。因此，吸菸，其實也是「和平路線圖」的一個部分。
還有，喜歡文學、電影的人，當然也都很能夠了解抽菸和創作，煙霧和影像之間的共謀關係。民國初年，inspiration是採用音譯的「烟絲披里純」。魯迅和沙特若不吸菸，我們今天是否還能夠閱讀到那麼多深刻而細膩的作品。或者，如果切‧格瓦拉和毛澤東不抽菸，他們是否還能夠那麼冷靜地在革命過程中運籌帷幄？或者，他們是不是還能夠一邊革命，一邊寫詩……
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
自20世紀以來，開始全面嚴苛執行反菸/禁菸政策是在納粹掌權的第三帝國時期。德國醫師最早做出菸品導致肺癌的研究，而當代有關菸害防制的主要手段，譬如公共場所禁菸、軍隊限菸、禁止販售菸品給婦女、限制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提高菸品稅捐、限制菸品廣告、反菸教育的推廣、大型海報的張貼、菸害傳單的散播、組織醫師協助戒菸、政府支助菸害研究等，在1930到1940年代的德國就已經雷厲風行。
在納粹政府的宣傳裡，菸害防制有助於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認為優越種族吸菸將導致「種族的退化」……這類「全民健康運動」，在歷史上原本就潛藏著令人不安的法西斯因子。蔣介石1930年代在中國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據說也是因為目睹一位少年吸紙菸而萌發的集體化政策。實踐新生活運動的行動指引則是所謂「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其實，最終的目標就是第三項的「軍事化」，也就是提高人民的能量，提高國家機器動員人民、驅使人民的效率。
這類以優化國民體質為理由而強力推行的政策，最大的問題是以法令來約束人民的日常生活，將公權力的鐵腕直接伸入到老百姓的家庭，甚至從個別軀體的管理延伸到個人思維的治理，並從而將國民分成優、劣兩端。服從者為優，抗逆者為劣。於是乎整體社會滋生出「崇拜」和「歧視」兩種極端化的情緒，而這樣的情緒，很不幸的，正是法西斯的溫床。
國民健康局和董氏在大力宣傳菸害的同時，似乎已有所謂「模範公民」的想像。而吸菸者首先就是「模範公民」的反面教材，是「社會公害」！於是，吸菸者做為「危害社會」的敗類，與不吸菸的無辜「受害者」在生活空間上必須被嚴格區別開來。台灣在藍綠對立之外，又增加了吸菸者與不吸菸者之間的對峙。今天如果政府可以用吸菸與否來區別出「好公民」和「壞公民」，那麼，明天它是否也可以制定出什麼新公民準則，形形色色的新規範會不會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從跨國菸廠和國家機器的共謀中解放出來
有意思的是，大菸商並沒有強力反對禁菸；相反地，它們也是獲利者。《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幾乎全面取消了菸品促銷和廣告宣傳的可能性，其實也就是阻絕了任何可能出現的新的小菸品，整套邏輯保障了既有的大菸廠。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抽菸者習慣透過抽菸這個行為緩解情緒，因此，即使他們受到《菸害防制法》的箝制，在空間和時間上飽受壓抑，蒙受來自董氏等反菸霸權宣傳的各種污名化指控，他們大部分還是逆來順受，因此，我們有四百萬的吸菸者，同時也有四百萬的順民……
其實，若是從產業文化的角度來看，台灣菸葉種植原先不僅是重要產業，而且是在地文化非常重要的質素，卻只因為加入WTO之後，菸酒公司見異思遷，讓進口菸葉全面取代本土菸葉，而一個產業的剷除就等於文化的移除。以高雄群山中的小鎮美濃為例，在1970年代全盛時期，美濃菸草種植面積超過2千公頃，菸農戶數多達1,800戶，全鎮設有8座菸葉輔導站。綠油油的菸田和將近兩千棟櫛比林立的菸樓，成為美濃獨特的鄉野景觀。而為了因應菸草種植而發展出來的灌溉系統、烤菸技術以及勞動互助的「交工」制度，更形塑成美濃獨特的文化傳統。可是自從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菸酒公司逐漸停止收購本土菸草，菸農被迫轉型改業，美濃既有的鄉土經濟、文化、家族體系都面臨重大的衝擊，甚至頻臨瓦解。
因此，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菸草或許也有機會被視為解放的事業，包括菸草的種植、製作到販賣，讓我們有機會從跨國菸廠和國家機器的共謀中解放出來。這不僅是商品的競爭，而且是生活方式與文化模式的鬥爭！
＊作者為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