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川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大選後一個月，Facebook推出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制，至今涵蓋逾百個地區。
8 年過去，經歷再一次美國大選，川普二度當選。兩個月後，這家已易名為Meta的科技巨擘無預警下宣佈率先終止這種事實查核機制。
Meta將引進另一社交平台X（原名推特）的做法——社群筆記（communitiy notes），交由群眾帳號為帖文添加附註補充資料。
新模式日後會否擴展至美國之外的其他地區，仍是未知之數。現時台灣及香港共有三間機構屬Meta的事實查核第三方合作夥伴，BBC中文採訪前線查核人員及傳播學者，探索這個翻天覆地的改變對中文資訊生態圈的影響。
退回「瓦解的原點」
Meta總裁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親赴海湖莊園與他見面，再向其就職基金捐款 100萬美元。年初，Meta 高層換血，與共和黨有密切聯繫的卡普蘭（Joel Kaplan）接任全球事務主管。被視為川普好友的白大拿（Dana White）獲委任加入董事會。一日後，Meta 宣佈政策改動。
2025年1月7日，Meta 網站貼出以卡普蘭名義發出的聲明，附上祖克柏發言影片。
聲明公佈多項政策改動，當中包括自美國地區開始取消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制，改用社群筆記模式取代。Meta同時指，事實查核人員有政治偏見，（原有）機制演變成審查工具。
然而，四年前，祖克柏曾形容這是「業界領先的事實查核計劃」。一年前，計劃查核內容範圍由Facebook及Instagram，擴展至新產品 Threads。
陳慧敏回溯，機制在一定的社會脈絡下誕生。「 2016 年的大選裡面，在反省假訊息跟資訊操弄，平台應該要有更多的社會責任跟治理的政策。」
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制至今已擴展至全球逾百個地區，超過 80 間機構參與，至少涵蓋 60 多種語言。陳慧敏來自其中一間合作機構，她在2019至2024年擔任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
「所謂的治理並不是侵犯言論自由，相反是在保護言論自由，」她解釋，機制可以把有心操弄言論、散播假訊息的情況「點出來」。
根據這一機制，合作機構會在平台找出瘋傳、會造成影響的公開內容，單純意見及政治人物的帖文和廣告則不包括在內，查核後將其分為不同評級，如「不實」、「缺少背景資料」或「諷刺」等，再在帖文加上附有評級及查核報告的藍色標籤，曾經分享該內容的帳戶亦會收到通知，系統會按照評級自動降低觸及率。
「查核很辛苦，很像清道夫，很卑微，」她形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小，「希望在爭論的時候可以有意見，但應惦記於事實來做討論。」
網路巡視員做了什麼？
台港兩地至少有約九個事實查核項目，部分隸屬於傳媒機構或大學新聞院系，也有公民自發網路及非營利組織。現有三家機構屬Meta合作夥伴，負責中文內容的查核工作，包括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 及香港的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
Meta明確表明無即時計劃停止歐盟相關機制，BBC中文查詢亞太地區的情況，發言人僅回覆聲明連結。
何立民（化名）在台港地區其中一間機構工作。他每日巡視社交平台，搜尋時事關鍵字，留意曾發佈假訊息的帳號，遇到可疑訊息便查核搜證再寫報告 。
查核題材追著大眾關注熱點走，涵蓋國際議題如美國大選、俄烏戰爭，至在地的中港台政治，亦寫過大眾關注的健康及防詐騙資訊，還觸及網路迷因和近年興起的人工智能（AI）生成圖象。
據他觀察，失實資訊大多時伴隨「大新聞」而來，會橫跨各個平台流傳。某種程度上，和Meta的合作是讓查核機構拿一方（社交平台）的資源，查核多方的訊息。
2023年8月，日本政府排放核廢水引起爭議。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進食福島海鮮推廣，有網傳訊息引用「日本媒體報導」，宣稱他其後被送院治理，質疑排放核廢水的安全。
何立民翻查日媒報導及首相行程，再透過逆向圖片搜尋方式，確定網傳的送院畫面來自前任安倍晉三遇刺，與岸田無關，所謂的證據並無關連，足以判斷網傳消息錯誤。
他表示，訊息以不同版本呈現，包括文字、圖片及影片，部分附有簡體中文及中國網站水印。查核時會按圖索驥追溯源頭，也會在各個平台或搜尋引擎輸入類似訊息，逐一排查相關內容的發佈時間。
多份查核報告顯示，這則訊息充斥網路，從中國網站網易、搜孤及知乎，到社交平台微博、快手及Facebook。何立民說得謹慎，源頭不可以說「100%肯定是中國」，但當地平台確實在較早時間已開始散播這套說辭。
「我們本身的一些傾向會影響你是否相信這個資訊。」在何看來，訊息瘋傳結合了人們對政治及健康的關注。「可能有些人不喜歡日本政府，會較可能相信，覺得你活該，因為你吃福島海鮮。他是否100%相信呢？我也不肯定，但可能會有一個幸災樂禍的心態」。
他說，這同時也反映假訊息的慣常手法——利用「媒體報導」作為「證據」，「憑空說的話，會被人質疑他的creidibility」。
發揮影響力的路徑
何立民記得有用戶會在留言貼出報告澄清錯誤資訊，但他不敢妄言機制具體成效，「純粹是我們沒有數據去評價」。
查核報告的成效，有時候彰顯在失實訊息重複流傳的時候。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網路曾有不實訊息指「世衛專家宣稱武漢不是源頭」，類似說法卻在兩年後被香港檢控官引用，質疑網媒《立場新聞》的報導。有媒體後來以查核報告指出錯處後，主控修正說法。
在查核機構工作的楊志凱（化名）也記得，新冠肺炎期間曾流傳大量假訊息，諸如喝漂白水或者高粱酒可治病。Meta機制一度將這類資訊壓下來。
然而，即使身為合作夥伴，這些前線查核員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帳號獲發通知及藉此查看查核報告，亦不清楚系統演算法會降低多少錯誤訊息的流通率。過去他們一直要求 Meta 提供更多資料。
在陳慧敏眼中，標籤還讓查核工作發揮不太一樣的影響力。因Meta機制同時容許發文者更正內容，查核機構審視後確定內容無誤可調整評級、撤走標籤。
曾有新聞機構發佈假訊息，基於評級或影響專頁觸及率，對方會願意修正報導，「錯誤的報導就不會一直留在那邊」。
陳慧敏說，機制造就溝通，「這個貼假訊息的人不得不一起對話」，亦使他們變得更自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分析，Meta原有機制為專業查核機構帶來收入，同時提供路徑讓查核被更多人看到，加強傳播範圍，影響被查核者，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意義。
不過，同時在事實查核實驗室擔任義務編輯的他提醒，影響可能沒有想象中那麼大，背後原因更令人難過。
「願意真的去看一個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的人，他本身已經是很有media literacy」，他說反過來看，「真正應該看到這些的人，他自己是不會來看這些訊息的，所以哪怕你就是在像在Facebook上標註出来的， 他可能也不信」。
社群投票新機制
Meta以社群筆記模式取代事實查核，對於未來應對網路上的虛假信息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各人有不同的想象。
X的社群筆記要求用戶須預先登記成為「貢獻者」（Contributors），其後可針對不同帖文提交筆記，經其他「貢獻者」評定為「有用」後，系統才會加上該筆記為附註。X並非以單純的「有用」票數來決定是否顯示筆記，系統會根據「貢獻者」過去的投票紀錄判斷用戶的觀點，再視乎筆記是否已取得來自不同觀點用家的共識。
何立民說，過去查核會參考留言，社群筆記可鼓勵公眾參與，但模式應該與查核「互補」，而不是「一換一」。楊志凱則比較擔心，群眾資訊素養不足，未必能自己查核真偽，中文網路生態亦容易受到水軍影響。
類似產物在中文社群不是新鮮事，微博在2023年8月推出添加附註功能，優先開放給身份可信用戶在帖文加上附註。
熟悉中國資訊生態的魏星分析，這種模式某程度上有積極意義，因不同背景的用戶可彌補查核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但實際運作起來，一來擔心附註有機會不準確，二來「它可能比較容易被武器化」。
他是中國事實查核項目「有據」的創辦人，主要查核國際資訊。據其觀察，微博會定期發佈附註貢獻值榜單，榜上很多用戶會使用比較情緒化的語言，「把事實和情緒夾雜在一起」，「似乎沒有營造一個更加理性的對話」。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合長陳憶寧在Facebook寫道，「資訊的正確與否得靠每個user或是社群標註判斷，這考驗社會的成熟度」。陳同時是Meta另一機制、監察委員會（Meta Oversight Board）委員，負責處理被下架內容的上訴。
陳憶寧傾向樂觀應對——因台灣民眾已熟悉網路有「側翼」為各政黨講話的模式，「對於什麼東西是中國來，非常敏感，所以水軍要發揮影響力不見得那麼容易」；與此同時，她擔心香港的狀況，會否演變成「想講真話不想講」，遇到假訊息也不太敢去反駁。
方可成說，不同意識形態的人要達到共識才能顯示社群筆記，前題是系統要知道社會有怎樣不同的看法。「我不覺得他願意付出那麼多的成本，去為每一個社會、每一個語境去調試他的算法。我覺得最可能的結果是中文世界裡面不會太看到這種東西。」
強調共識的邏輯，在他看來也帶著矛盾，「事實查核是一個專業，它可能不是民主投票，一台手術該怎麼做，不是由全民投票決定」，方可成認為最好的方式也是把兩者結合。
背黑鍋的查核員
前線查核人員在意的，還有 Meta聲明提及的針對他們的指控——偏見與審查，這將會影響大眾怎樣理解事實查核，甚至破壞這個圈子的公信力。
Meta查核組織先要獲得國際事實查核網路（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認證方能成為Meta合作夥伴。「假設我只查核川普，不查拜登」，何立民道，「其實它是無法通過IFCN的審核」。
楊志凱記得，過去關於台灣的查核內容「不管藍的、綠的，兩邊都有」，也有「闢謠之後會對中國有利的訊息」，涵蓋各種政治立場，不明白所謂的偏見何在。
Meta聲明提及多項政策變改，甚至指出過去曾有內容或被錯誤移除。
然而，查核機構是第三方合作身份，本身並沒有任何權限可移除帖文或刪除帳號。
Meta 會基於其他內部政策包括《社群守則》等撤除違規內容，同時亦有人工智能技術及超過 15,000 名審查人員主動偵測和移除內容，但並不屬於事實查核機制。
「常常會收到有民眾寫email來，說我們刪了他的帳號，但是實際上我們沒有。」楊志凱指，過往民眾已經搞不清楚差別，現在只會加深他們的想法——「Fact Check在搞鬼」。
「整個Fact Check的世界在扛這種很奇怪的責任。」他慨嘆道。
事實查核機構的末日？
對很多查核機構而言，Meta原有機制帶來的不止於平台傳播力量，還有實質的金錢支援。
陳慧敏想起一次參加業界高峰會的情況，有逾七成在場的亞太地區查核組表態：一旦 Meta撤掉資源會面臨生存問題。
IFCN2023 年的報告指出，Meta 機制及補助是事實查核人員的最主要收入，137 間查核機構當中，有 87% 機構獲相關收入，另有逾八成表示財政可持續性是最大挑戰。據悉，有查核機構的營運經費逾半來自Meta。這些組織拿到的資源，除了應付日常查核，還會用於媒體素養教育工作。
取消事實查核機制，影響的並非只有機構營運本身，資訊生態圈亦會有失去原來針對失實資訊的制衡。
「更擔心的是把大家一起往下拉，」陳慧敏反問，X和Meta也不做了，「那接下來其他平台呢，Google、YouTube、WhatsApp，還要做嗎？」最終或者導致科技平台的監管責任「崩解」。
然而，方可成不諱言，這一套「訴諸道德的說法」在2016年雖曾為祖克柏製造壓力，但時至今日已經沒什麼約束力，「顯然比起道德訴求來說，眼前的商業利益還是更緊要的。」
「僅僅去罵Zuckerberg可能是不夠的，因為它確實就是一家商業公司。老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方可成認為，要平台肩負責任還得靠「實在的法律」。
「它更多的只是提醒我們，現狀其實蠻糟糕的——我們其實現在没有一個很好的去支持查核機構的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