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產成長的速度，遠遠快於已開發國家以GDP所衡量的整體經濟成長。這不必然是壞事，特別是如果成長的金融資本，能夠轉化為促進公眾利益的大規模工程。不過，自一九八○年代迄今，這種歸於公眾的利益積累很少見；少數例外包括：在一系列城市所推行的綠化與合於環保的工程，如倫敦興建奧林匹克公園、以及里約擴展大眾運輸系統。在大多數情況下，金融著力於發展更為投機性的工具與投資。
從歷史上來看，這似乎是金融邏輯的一部分：隨著自身的增長與得勢，金融並未妥善運用所擁有的力量。喬凡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便主張過，當投機性金融在一個歷史時期取得主導地位，也就表明了該時期的衰敗。
改變我們對成長與繁榮的理解
當前危機與其餘一九八○年之後的危機一大重要差別在於，投機工具所可能影響的規模。第二項重要差別則涉及更大的經濟格局：我們於今已然確認，有必要以迅速的手段抑制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因為現行的國際條約與國家法令力有未逮。第三項差別是，全世界更廣泛地認知到，財富與貧困愈趨極端，已成了燙手山芋。我們現在曉得，由社會富裕階層所緊握的收益並不會﹁雨露均霑﹂。我們還曉得，貧困與醫療匱乏的惡果終將波及富人。
當前危機的極端性質，連同我們所認明的其他重大危機(最要緊的當屬氣候變遷)創造了設立新的經濟利益標準的時機。沒錯，我們需要新的金融制度：金融有能力創造資本，並將之有效率地分配。可是過去幾十年來，金融資本被用於極度投機性的工具，讓富有的人更富有，最終則摧毀健全的公司，儘管大多數時候這並非刻意為之。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將金融新造的資本大規模投資於公共利益，用在製造業發展、經濟綠化等方面。
這一連串目標讓我們有機會將金融資本重新導向，用以滿足範圍更廣的需求。例如，近年來金融資本幫助無數中國人民脫貧。但這是透過投資製造業、基礎建設，以及其他物質經濟。將金融資本用於擴展物質經濟部門、用於綠化經濟，會帶來分配效果；反之，將金融資本用來製造更多金融資本，會導致財富與權力的大量集中。
原則上，認真努力將金融資本用以推展物質經濟，便是綠化這些投資的契機：鼓勵發展、使用不傷害環境的技術與做法。二十年來，我們生產財富的能力越大(此中金融是一大要角)，貧困的情勢就越極端。曾經，貧窮意味著擁有或耕作貧瘠的一塊地。今日，世上有二十億赤貧的人，除自身之外別無所有。現實是，我們有能力餵飽世上每一個人，然而餵飽窮人對最為有力的經濟行動者而言並非要務，於是貧窮的事例比以前更多，而且如今也在富裕的國家中增長，尤其是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