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來自臺灣:《美國華人史》選摘(2)

2018-10-1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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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沒多久,臺灣輸出品中價值最高的,已經變成留學的年輕人。數以千計的臺灣學生也開始實現他們留學國外的夢想。」(圖/pixabay)

「過沒多久,臺灣輸出品中價值最高的,已經變成留學的年輕人。數以千計的臺灣學生也開始實現他們留學國外的夢想。」(圖/pixabay)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五○年代期間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就是必須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打造出現代經濟體系。與許多熱帶國家一樣,臺灣的糧食向來都可自給自足,不太擔心貿易平衡的問題,因此當然也對發展出口貿易沒有興趣。龐大官僚體系的支出大致上還可以靠美援來打平,但國民黨政府高層深知世界時勢瞬息萬變,如果沒辦法賺取收入,臺灣也撐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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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遷臺以前,臺灣基本上仍處於農業社會時代,大多數家庭的種地收入除了餬口以外,所剩無幾。回想起那個年代,除了貧窮之外,很多人都還牢記著某種舒緩、簡樸之美。與漫畫家蔡志忠一起創作《臺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Taiwan Experience)一書的溫世仁在書中寫道,他小時候居住的農村很少人家中有桌椅,家人都是圍著一張擺放幾道菜的木頭板凳吃地瓜粥,或站或蹲。等到碗盤收走後,板凳又拿回樹下給大家當打盹的地方。學童都是赤腳走路上學,一直要到讀初中家長才會買第一雙鞋給他們。到晚上,因為沒有電可以用,大人會點油燈,小孩則是去抓螢火蟲裝在玻璃瓶裡來照明。

但這種生活方式很快就會一去不還了。幾十年內,臺灣將會從農業時代警醒,蛻變成世界級的高科技大國,而且人均所得排行名列前茅。一九五○、六○年代期間,臺灣有百分之四十的收入仰仗美援。從一九五一年到六四年,華府每年資助國民黨政府一億美元資金,同時也免費扶植臺灣的某些產業。不過臺灣的政府官員都還記得,當年國民黨會丟掉大陸就是因為美國不願提供支援,因此同樣的事情也有可能會發生在臺灣。臺灣必須培養出自給自足的能力,而且因為採取大刀闊斧的計畫經濟策略,後來也真的做到了。國民黨政府首先執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改與財富重新分配計畫,逼迫臺灣地主把大多數農地以低價賣給佃農。稻米、肥料也採用政府專賣制,透過平穩價格來鼓勵農民耕種更多作物,以這種「策略性詐取」的手段創造出剩餘資本,用以投入非農業部門的產業。

1950 年代美國曾捐贈大批麵粉給臺灣,農民領取美援麵食時充滿著喜悅(取自農委會)
1950年代美國曾捐贈大批麵粉給台灣,農民領取美援麵食時充滿喜悅(取自農委會)

其次,國民黨政府刻意培植可以將產品出口的輕工業,鼓勵企業主投資勞力密集產業,例如罐頭食物、家電、紡織、橡膠與塑膠產品。後來當上副總統的省府主席謝東閔大力推行「客廳即工廠」的運動,如他所言:別抱怨沒有工廠可以進行生產,任何人都能把家中客廳當成代工工廠。這個政策推出後,臺灣的家家戶戶都變成塑膠零件倉庫,大家以手工製造出口產品,換取外匯。〔作者註:某位不願具名,來自臺灣的華人表示他小時候家裡簡直像是個小工廠。從一九四八到七九年,他父親總計購入數噸鐵桶裝的奶粉,還有每一批都數以百計的罐頭食物,他還說,因為罐頭表面已經生鏽,他和家中其他小孩「必須用砂紙把鐵鏽刮掉,讓罐頭看起來像全新的,以便出售。」]

臺灣的出口產業非常成功,很快就累積出巨額貿易順差。到了一九六五年,美國因為越戰缺錢而中斷美援,但臺灣已經能在財政上自己自足了──儘管軍事上仍須美國協防。事實上,當時臺灣的經濟成長率已傲視全球,擴張速度比任何其他經濟體都還要快。一九七○年代期間,國民黨政府開始把重心從輕工業移往重工業,投資石化、鋼鐵等產業。臺灣的公司也從這年代開始製造計算機與電子遊戲,就此為自己鋪出一條坦途,隨後進入快速成長的電腦產業,稱霸其中某些部門。

臺灣的經濟成長鼓舞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設法取得科技相關學位,為未來的職涯打下基礎。這是過去日治時期未曾出現過的新風潮,因為當時殖民地政府並未鼓勵臺灣人學習應用物理學或工程學,也許是因為擔心那些專業技術也可以用來製造抗日武器。世家子弟大多主修一些與國防無關的學科,像是醫學與教育。但此時應用物理學與工程學已在臺灣成為顯學,因為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無論臺灣或外國對於高科技人力都求才若渴。(國民黨政府亟需科學專家來填補政府中大量的科技官僚空缺,後來在一九七九年動土興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招募了許多來自美國的科技人才。)

過沒多久,臺灣輸出品中價值最高的,已經變成留學的年輕人。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國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高枕無憂,因為中蘇皆已開發出原子彈與導彈科技,有能力分別從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另一頭攻擊美國。唯恐輸給冷戰期間的兩大共產對手,美國投入數以十億計的科研經費,用於擴大國防裝備的研發規模,也為各大學提供龐大補助金額。就在美國補助各校研究所的金額大增之際,數以千計的臺灣學生也開始實現他們留學國外的夢想。

「在學校,老師往往要我們別忘記反攻大陸的使命,」溫世仁回憶道。「但學生卻只關心能不能前往美國深造。」出國才有前途,所以很快的同儕之間對於想要出國留學的人往往讚賞不已,其中又以留學美國為首選。溫世仁還提到,當年甚至有人雖然還沒打定主意,還是假裝要去留學。「他們非得那樣不可,因為任何女孩都不會和沒打算留學的人約會。」

事實上,想去美國留學的學生都必須多年苦讀,從殘酷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必須通過一連串艱難的入學考試,才能進入初中、高中、大學讀書。為了升學考試,某些學生必須找家教來補習,或是週末去上補習班,甚至逼自己參加密集的升學補習課程,直到半夜。他們苦讀進入明星高中,以那些學校為升學跳板,接著考入臺灣大學等名校,如果在校表現優異,就能爭取到獎學金,前往美國大學的研究所就讀。把英文練好這件事對他們來講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能順利取得美國的博士學位,也是因為這樣才能獲得離臺赴美的許可。大學生必須通過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駐臺使館舉辦的英語能力口筆試,才能夠取得雙方核發的出境與入境許可。

在這重重規定之下,導致臺灣的留學大軍成員幾乎都是最聰明且企圖心最強烈的年輕人。毫無疑問的是,這段時期能取得獎助金前往美國留學者(赴美後必須擔任教學或研究助理),大多是名校臺大的校友,而且他們的背景幾乎都集中於應用物理學與工程學的相關科系。就算是從名望稍遜於臺大的學校畢業,許多畢業生也會找到前往美國留學的門路。某些人會申請幾十甚至幾百間美國學校,直到某家願意提供獎學金。也有人取得入學許可,但沒有申請到獎學金,於是透過別的管道求助,例如向親友借貸,或設法獲得美國教會與基督教組織的贊助。這種狀況創造出一個非常特別的美國華人移民社群。一方面這些移民在某種程度上都具備勇氣、企圖心與冒險精神等條件,但另一方面美國華人社群之所以會出現這個新的群體,也是因為他們在學業上的表現特別傑出,才會獲得青睞—而選擇他們的學校有權決定他們能否實現自己的夢想。

許多臺灣學生抵美時,美國正歷經史上最激烈的文化轉變過程。一九六○年代是美國年輕人反叛與挑戰社會體制的時代。為了回應這些挑戰,美國社會不得不在一九七○年代進行自我改造。因為社會動盪不安,就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備感困惑,但許多臺灣留學生自小生長在飽受壓迫的社會氛圍中,如今眼看美國如此開放,政府面對人民反叛常常不得不讓步,心裡的感受想必更是震驚不已。那是個眾聲喧嘩的年代,美國社會內部的各個不同族群變得越來越激進好鬥。女權日益高漲,要求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美國社會有三分之一大學學齡人口認為婚姻制已經過時了。金恩博士遇刺導致民權運動的理想主義破碎,一批新的黑人領袖崛起,其中許多人嚷嚷著要革命,要用暴力手段推翻美國政府。

1967年,以美國大學生為主力的反越戰抗議示威在各地進行。(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67年,以美國大學生為主力的反越戰抗議示威在各地進行。(wikipedia/public domain)

那是個社會大眾幻滅的時代,政府威信蕩然無存。尼克森總統曾誓言終結越戰,但卻還是派部隊到柬埔寨去阻止北越把武器運往南越給當地的越共游擊隊,為此許多美國學生深感遭到背叛。這個決策引發許多美國大學校園的暴動,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有四位學生喪生。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於一九七三年爆發後,因為美國選擇力挺以色列,觸怒了阿拉伯國家,結果他們選擇用大幅提高出口原油價格來報復美國,而美國各大石油公司更是趁火打劫,把油價抬得更高,結果導致美國國內汽油價格飆升。德、日這兩個二戰期間的美國敵國也在一九七○年代崛起,成為美國經濟的競爭者,導致美國在二十世紀首度出現進口多於出口的情況。在美元幣值大跌的同時,通貨膨脹率也飆升到百分之十以上。由於幣值下跌的速度比國內薪水漲幅還要快,美國中產階級享有榮華富貴的美夢也開始動搖了。

在越戰、政府貪腐與國家經濟問題的多重刺激之下,許多美國青年變得憤世嫉俗,拒絕被社會體制同化。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決定挑戰社會體制,其手段包括排拒消費主義,蔑視美國的大企業,並且以各種方式尋求精神體悟。他們群聚形成嬉皮社群,靠耕種自給自足。他們自發自願地選擇接受了某種泯除階級界線的制服:單寧布牛仔褲。在摒棄傳統布爾喬亞價值之後,他們用各種方式來實驗另類生活,包括同居不婚、同性戀,還有沉迷於迪斯可與毒品中。許多人覺得這些改變頗具解放身心的效果,但其他人卻認為這些終究是愚蠢的享樂主義,象徵著美國文明的衰亡。

美國華人史_立體書封(遠足文化提供)
《美國華人史》立體書封(遠足文化提供)

*作者張純如,著有《蠶絲︰錢學森傳》(Thread of the Silkworm, 1996)、《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1997)。本文選自作者第三部著作《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The Chinese in America, 2003)(遠足文化)是她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著作,張純如已於2004年11月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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