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文獻」的考證與影響，在35周年之際，再引發關注。其中2014年4月28日署名柴玲《認罪悔改和饒恕是得神喜悅的--致王丹先生的公開信》一文，最具因果洞察力，卻因曾產生爭議，可能被忽略。
這封信揭露了大時代與小男女的糾纏，不僅對六四作了深刻的反省，對未來的民主運動，包括兩岸乃至全球，更有2大向面的檢討與啟示：
1.「眼看要成功的民主運動失敗了」的3因素：（1）缺乏階段性發展認識。（2）外部勢力插手，導致對抗升級。（3）內部不合，意見分歧。這項「人類行為實驗」值得深思！
2.領導者之間的男女情慾關係，混淆了大業。這是普遍存在各國革命與社運中，包括臺灣第一次的「杜鵑花學運」，過去卻少以史學方法（而多以影劇形式）觀察的主題。
劉曉波、蘇曉康、余杰…都曾指出，六四文獻許多是悲情、責人、捧己、誤以為反共就是民主，甚至還抱著「皇帝輪流做」的思維，欠缺為何失敗的檢討，無法對未來提供建議。其中僅有劉曉波曾身歷六四廣場，他的檢討恰巧是《致王信》的部分集合。
然而《致王信》曾出現「真偽」之爭，經過長達10年，我向柴玲與王丹本人的多次查證，與「數量史學方法」檢定，《致王信》與柴玲其他可認證的文章比較，至少是柴玲的 Unauthorized Biography，即不否認也不承認的代言傳，或中華固有的託古體，如《屈原漁父》，不論作者是否屈原，都深入洞察了屈原時代的糾結。
本文末，也提醒一下，在自媒體風行後，被淡忘的「知的權利」與「社會責任」。
《我原諒他們》與《致母親》
柴玲的大量文章中，有3篇與《致王信》脈絡相連，分別是2012年6月4日發表的《我原諒他們》，2014年4月18日的《致丁子霖母親的信》，與同月24日《致丁子霖母親的第二封信》。
4篇文章都是柴玲皈依基督教後，以極為虔誠的宗教體呈現。
《原諒文》較短，有個引起大爭議的結論：「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1989年衝進天安門廣場的士兵」，而沒有原因。2封《致丁文》極長，充滿了六四事件細節與經文，卻沒有結論。柴玲對其他媒體回應過這3篇，應屬真實文獻。
《致王信》與這3篇基調相同，更給出了檢討六四的重點。
《致王信》的2大向面，第一個是前3封信都點到的環境3因素。第二個倒是前3封信沒提到的，領導者之間的男女糾纏。
《致王信》指出，這場民主運動夭折的直接原因是中共出動部隊鎮壓，但沒有檢討到深層次的3因素。
1.缺乏階段性發展認識，自我膨脹
第一因素是「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急於未成、反而壞事。民主化是需要過程的，思想的進步，觀念的改變，也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年輕，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化。學運開始短時的成功、忘乎所以的自我感覺及權力慾望的膨脹，使得我們一時失去了理智，以為我們就是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的化身，代表著正義、代表著中國的未來。只要共產黨下臺，中國馬上就會變成民主社會。」
